戴坚定的中国禅：想个办法(4)

“实际上，力拓案对必和必拓心理上也有影响，他们有些担心。”上文中匿名的钢铁业采购人士说。不过他认为，这两家公司风格差别很大，必和必拓内部文化更透明、直接。2003年铁矿石交易转入卖方市场后，其中国区总部搬到上海，将负责发货的系统转移到新加坡和西澳洲首府珀斯，而且砍掉了所有中间商，直接向钢厂供货，这就限制了中国销售人员的权力，减少了利益寻租空间。

2009年8月，戴坚定辞职，必和必拓也取消了中国区总裁的位置，同时公司还调整了印度、日本的总裁设置。他解释离职纯属个人选择，“你看看我，就知道我不是一个典型西方大公司人的样子。”他自嘲，“我在中国呆得足够久了，也不可能回到总部去。趁还有精力，要尝试些不同的东西。”

更真实的原因或许是中国已成为一块大馅饼，它占了必和必拓全球业务量的35%，总部的人要投入“更多关注”。“Clinton知道怎么做事，他不需要别人的帮助，有人介入他会不舒服。”他的一位前同事向本刊透露。

从20到51岁，戴坚定一生中最珍贵的时间都在中国摸爬滚打，他已能熟练地在东西方两种文化中无缝对接。他活跃在澳洲主流商圈，是中澳商会创建人之一，格里菲斯大学校监会成员。在中国，他与卫留成、秦晓等都是好朋友。“如果你想做好的商人，理解‘介绍’这个词就很重要，你在北京不可能认识所有人，但朋友会向你介绍需要认识的人。”

这三十年中，戴的职业生涯是绝大多数外企中国区高管的缩影。“我需要天天向总部讲中国。”他吐了下舌头，中国对国际市场没什么经验，而大部分外国公司对中国也不理解。他总是告诉自己的老板，必和必拓在澳洲很重要，但在中国并不特别，中国的领导每天都要接待这样的公司。

“大部分外国公司都以为自己非常重要。”戴坚定觉得，金融危机以后，中国与外国公司沟通又发生了一些新变化，中方更强硬一点。他经常听到外国朋友说，“现在中国对我们不礼貌。”他的建议是，“低调，安静一点”。

如今他选择了从事对冲基金业务，信心来自一双有30年经验的眼睛，见到一个中国管理者，能迅速看透对方。另外，他也更懂中国，“很多外国公司现在的倾向是又把中国看得太复杂了，总想看看政策背后是什么，实际上，你所关心的问题全都在十二五规划里写得明明白白，不用再去自作聪明地发现”。

昆蓬亚洲基金如今瞄上了农业，特别是养猪业—当戴坚定发现这个行业时，瘦肉精问题还未曝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