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波中的马云

在看到胡舒立对其契约精神的质疑后，这位还在美国出差的阿里巴巴集团主席就开始跟胡进行了连续2天的短信交流，并在回国后第二天马上召开了媒体沟通交流会，对整个过程进行了详细解释。

此前，他并没有意识到“当时唯一正确但并不完美的决定”会影响如此深远。

尽管在2011年第一季度单方面终止协议控制后，马云第二天就找雅虎和软银进行关于赔偿的谈判，尽管马云在媒体沟通会上不断强调这是为了获得支付牌照，但当时决策所造成的“支付宝股权转移”的事实已经让越来越多的人怀疑他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毕竟，快钱、财付通等另外几家有着外资背景的第三方支付公司并没有采取这么极端的手段，也实现了平稳过渡。

马云和胡舒立观点的交锋将整个支付宝转移的风波推向新一轮舆论潮。挺胡派主要是接近国际规则的精英，他们关注的是普适的商业伦理和价值；而挺马派更多为本土企业家，如巨人网络董事长史玉柱、聚众传媒创始人虞锋等人，他们更强调的是本土实用主义价值。

这并不是马云所单独面临的困境，而是中国商业社会痼疾。在中国特色的游戏规则下，目标导向的本土企业家更关注如何保证本企业的利益，而非其行为的外在效应。

正如胡舒立在文中提到“马云此次错误的代价，不仅是积累多年的个人国际声誉，还包括阿里巴巴潜在的长远发展机遇。”尽管在媒体沟通会上，马云强调“既不气愤，也不郁闷”，但他已经用发布会等行为间接表达了担忧。

马云的确存在着软肋，那就是年初私自终止协议控制的决策。在需要回复央行关于有无协议控制的函件的最后期限，在董事会讨论仍无结果的时候，他单方面终止了关于2009年6月和2010年8月关于支付宝股权转让的协议控制安排。这并没有得到雅虎和软银的同意。

对此，他强调了公司的不得已而为之。央行的关于第三方支付的事宜从提出要发放牌照用了5年的时间，针对外资背景的第三方支付公司的“另行规定”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风险：会不会限制业务范围？多长时间才会出现具体的规则？

从这点上说，马云的考虑也是有其合理性的。中国政策的不透明和不确定性的确让企业家伤透脑筋，无论是本土公司还是跨国公司的总裁。他们在中国的商业行为多是在“摸着石头过河”。

任何商业决策肯定都是有其合理的一面的，最终决定事件性质的还得看决策者的出发点和所持立场。如果马云能够证明自己的这次决策是没有任何私利的考虑的话，想必各界对其的质疑才能够随风而散。

胡舒立和马云价值观的冲突将中国商业社会痼疾再一次揭露在人们面前。当一家中国公司已经走向国际，它那如何自我定位？如何去平衡国内和国际商业社会的游戏规则？因为此时，公司会成为中国本土企业在海外的代言者。所有的举止都会影响国际社会对中国公司和商业环境的整体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