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付宝考验(3)

按照井贤栋的说法，“这个转移价格是集团内部的资产转让”。他为在场记者画图演示了三者之间的关系：股权转让后，阿里巴巴集团通过与浙江阿里巴巴的协议控制，仍牢牢控制了支付宝的权益。

井贤栋说得并不错。支付宝从外资控股的阿里巴巴转出，转入内资的浙江阿里巴巴集团，并通过协议控制绑在一起，好比是夫妻名义离婚但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得跟夫妻一模一样，市场自然也把他们当作一家。

只不过，今年一季度的某个时候，马云单方面决定终止了协议控制。假离婚变成了真离婚。

协议控制由来

协议控制形式合规，实践有效，是中国变通式开放的标志性产物，在2011年支付宝事件之前，从未遭遇严重挑战

“协议控制相当于两个公司订立的一般商务合同。”美国威凯平和而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汀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协议控制首创于2000年新浪网赴美上市，经过了新浪网和信息产业部的直接沟通，最终放行。过去十余年间，这成为在境外上市中国公司的一种常见合规性安排，赴美上市的几乎所有互联网、教育类等公司都采取了协议控制的模式。

国家发改委和商务部联合颁布的《外商产业投资指导目录》中，将中国的产业领域划分为鼓励外资进入、限制外资进入和禁止外资进入三类。

协议控制的办法，使这些公司能合乎中国法律地实现两个目的——既在外融资，又能获得或保有限外行业的准入。

协议控制模式一般由三部分架构组成，即境外上市主体、境内外资全资子公司（WFOE，Wholly Foreign Owned Enterprise）和持牌公司（外资受限业务牌照持有者）。其中，境外上市主体出于税收、注册便利等种种考虑，可能采取开曼公司、香港壳公司等多种甚至并存的多重模式。为了保证VIE的稳定性，境外上市主体和目标公司的股东利益应当高度一致，基本上是同一批中国股东。

协议控制结构中，WFOE和持牌公司一般通过签订五六个协议来设立其控制与被控制关系，主要包括资产运营控制协议（通过该协议，由WFOE实质控制目标公司的资产和运营）、借款合同（即WFOE贷款给目标公司的股东，而其股东以股权质押为凭）、股权质押协议、认股选择权协议（即当法律政策允许外资进入目标公司所在的领域时，WFOE可提出收购目标公司的股权，成为正式控股股东）、投票权协议（通过该协议，WFOE可实际控制目标公司董事会的决策或直接向董事会派送成员）、独家服务协议（该协议规定公司实际业务运营所需的知识产权、服务均由WFOE提供，而目标公司的利润以服务费、特许权使用费等方式支付给WFOE）。

——如新浪及其他采用协议控制的公司在《招股说明书》中表达的一样，这一结构并不完全稳定。它面临来自政府监管和合作方违约双方面的风险挑战。“在我们建议客户采用VIE时，必须让客户自己选择是否能承受这样的风险。”周汀介绍说。

过去十余年间，中国最优秀的互联网公司得以通过协议控制登陆海外资本市场。协议控制形式合规，实践有效，是中国变通式开放的标志性产物，在2011年支付宝事件之前，从未遭遇严重挑战。

马云的风险判断

第一层逻辑，不终止协议控制，支付宝就拿不到牌照；第二层逻辑，即使其他公司在协议控制下拿到牌照，支付宝也不走协议控制

马云表示，“由协议转让变成正式转让”，系他和管理层单方面决定；终止这种协议控制，是“非常艰难但惟一负责任”的决定。他讲述的逻辑有两个层次，内容不尽一致但指向一致。

第一层次的逻辑：不终止协议控制，不去除直接或间接的外资成分，支付宝就拿不到牌照。

第二层次的逻辑：哪怕协议控制下可以拿到牌照，支付宝也不走协议控制。马云说，要百分之百公开、百分之百透明，在关于牌照问题的争论过程中，“尽管心里觉得——也许协议控制靠谱，但另外的感觉是支付宝6亿的注册用户，这么大的规模和影响力，央行会不会允许？”(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