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电是否安全？

最安全、最清洁的能源？

姜克隽：2007年，我们当时在争论中国是不是世界第一二氧化碳排放大国，但今天，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已经比美国高出了30%~40%。

我个人并不倾向于搞核电，但是不搞核电我们搞什么？考虑到全周期的影响和火电背后的吨煤死亡率，以及对健康、生态的影响，核电都是影响最小的发电方式之一。

千万不要提煤电，在我眼里那比核电要吓人得多。我们国家已经严格控制煤矿安全，但是每年仍然死3000多人。如果再看看污染带来的各种死亡率，数字会更高。

从历次发生的核事故来看，事故造成的辐射伤害远小于民众普遍的常识推断，而事故造成的社会群体恐慌的后续危害远大于核辐射本身。比如恐慌下的精神压力与创伤、对后代健康的忧虑以及社会关系的破裂，造成当地民众大范围群体性的焦虑、抑郁、沮丧等各种非辐射相关的精神疾病。所以我认为核电仍然是最安全、最清洁的发电方式之一。

米森：根据测算，核电站对温室气体的负面影响最小，煤电居首。一座100万千瓦核电厂，一年只需20吨~30吨核燃料，大型卡车运输也很方便。而同样功率的煤电厂，一年要烧掉200万~300万吨煤，每天需要约100节火车皮运输，一座100万千瓦的煤电厂每年除排出20多万吨炉渣外，还往大气中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一氧化碳和颗粒物，造成全球暖化和酸雨。

此外，炉渣和烟气中还含有约400吨重金属(如铅、砷、镉、汞等)，以及少量放射性物质(如铀、钍、镭等)。这些放射性物质所产生的辐照剂量虽然仍然在本底范围内，但它比正常运行的核电厂所产生的辐照剂量高。

何祚庥：当然，正如很多安全专家所说的，“安全是相对的，绝对安全是没有的。”但是我们必须弄清楚，当前中国所应当追求的相对安全标准是什么，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核安全？

福岛核事故给我们的教训是，核电站的设计和运转必须大幅度提高其安全标准，也就是需要把那种“千年一遇”的偶然事故也考虑在内，否则就不能确保福岛核事故不再发生。

需要澄清一种观念是，核事故之所以要制止，原因决不在于死了多少人。而是要看到核事故的出现，可能影响到子孙万代生存环境达几万年、几十万年。不能拿核事故已死了多少人，并拿它与飞机失事、小轿车死人和煤矿死亡率作对比，这一比较十分不科学。

弗莱舍：刚才有人说可再生能源包括核能，但是在德国却不这么认为，在德国，可再生能源只包括风力、水、生物质能。我们并不认为核能是一个可再生能源，而是把它单独列出来的，这主要出于安全、核扩散和核废料处理等方面的考虑。

福岛核事故后，德国内阁决定议会通过八部不同的法律，都是关于核能退出的议题。德国现有18座核电站，已经有一半被关闭了，剩余的核电站到2022年将被全部关闭。核电站的关闭并不会对电力供应产生太大的影响，目前建筑比如供热、制冷占到整个能源消耗的40%，我们可以做到大幅降低能源消耗，对此，我们是非常乐观的。短期内德国会从邻国进口电力，但这只是短暂的措施，之后德国的能源供应将保持自给自足。

最经济的能源？

米森：中国必须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也应该成为发达国家，但首先必须成为制造业大国。实现这些目标的必要条件是能源(狭义指电能)生产大国。2010年中国发电量为41413亿千瓦时，美国发电量为41000亿千瓦时，中国首次超过美国，但电效能及收入电价比与美国有很大差距。

按中国目前的电效能比，要赶上美国的GDP，需要将现在的发电量乘以2.5。2011年1~4月，中国工业用电比去年同期增长12%，而水电生产增量因枯水比去年同期平均量减少了20%。提供有效、足量、适合减排要求且经济性的电力产品已是无法回避的艰巨任务。目前人类发现的能源中，有效能源(指人类可控、供应稳定的能源)为煤电、气电、油电及核电。

核电的建设成本是火电的2.5倍，而运营成本是火电的1/3。一般来讲核电站在建成10年之后就可以收回成本，加之寿命期较煤电长，因此成本更低。不同的投资比、不同贴现率和建设工期的核电发电成本不同，按照美国西屋公司的声明，AP1000核电批量化建造后，每千瓦的造价仅为1000美元。

2005年，我国核电平均上网价格为0.415元/度，比OECD统计略高，即便如此，核电仍有较大经济优势。

史蒂夫·托马斯：没错，随着技术不断的发展和成熟，核电成本会不断下降，也许大家会认为核电是相对比较廉价的发电方式。但实际上，由于有很多限制，还有大小事故以及对废料的处理，核电的成本还是非常高的。事实上，核电从来都不是廉价的发电方式。

在过去有很多国家，因为发电是垄断的，建造核电站即使成本比较高也不用担心，因为成本总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但从垄断转变为有市场竞争的时候，对核电来说就不同了。如果建造成本在每千瓦1000美元的水平，可能是一种比较有吸引力的发电方式。但是我们看到最近的预算，现在每千瓦核电成本是6000美元，也就是说在过去的12年，核电成本似乎涨了6倍。

何祚庥：核电的发电成本和社会效益问题其实一直被掩盖了。核能其实发电成本相当高，这不仅是因为我国核工业集团而且整个国际社会往往低估了“核能源的成本和效益”。我国能源界流行一个观点是，核能是高投入但又高效益的能源行业，而这一观点值得商榷。

一个功率为100万千瓦的核电站，所分摊到后处理厂的建造费用是6亿欧元，折合人民币55亿元。而如果使用寿命仅是30年，其相应投入费用就上升一倍，如果仅能使用20年，其相应投入就立即上升到165亿元人民币。这里并未计入为建设一个后处理厂所必须付出的土地、基建、工资、环保、增值税等费用。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今年4月曾呼吁“必须对核能的成本效益重新进行分析”。道理在于，除了因为“核安全”和“核防卫”，因而必须提升“安全”和“防卫”的“标准”，必将大幅度提高其发电成本外，还有一个铀棒燃烧后，其剩余有极强放射性的核废料如何妥善处理和保存，以保证其在长达几十万年内的储存期间，不致严重破坏人类居住环境的问题。

世界各国包括我国均未能妥善解决这一重大遗留问题，也未计入发展核能必须付出的成本。而一旦这一重大问题真正提到议事日程，核能的成本就将大幅度增加，其效益也就大幅度减弱。要是出现严重环境事故，还可能产生后果极为严重的“负效益”。这实际上是留给子孙后代承担费用！现在各方仍在相互“扯皮”！

核电“大跃进”可行？

何祚庥：请各位看一看有关部门提出的核电站“大跃进”规划：我国正在运行的核电反应堆有11座，电功率为900万千瓦，目前国内正在建造的有26座核电反应堆，总功率约2800万千瓦。国家能源局和工程院正在研究的目标是到2020年核电发展到7000万千瓦，2030年达2亿千瓦，2050年达4亿~5亿千瓦。核电将逐步发展成为我国主要能源之一。

全世界正在运行的核电站约400多座，总功率一共就是4亿千瓦。但我国要在未来10~40年内，至少达到4亿千瓦，争取达到5亿千瓦。这样一个中长期规划，当然未被国务院正式批准，但现在已在报刊、杂志上大量宣传。

问题是，这一核规划的制定根本未对核安全问题做出任何评估或具体分析，连切尔诺贝利爆炸事故的名词都未出现。而世界上自400多座核电站运行以来，共发生过3次重大核安全事故，概率约为1%。中国4亿~5亿千瓦核电站的建造，其重大事故的发生率是多少？这是一个亟待科学分析、科学论证的问题。如果依此推算，1%的事故率在中国也是不可想象的。

福岛核事故给予我们的重大启示之一，必须立即停止推进仅由少数人关门制定的核电站“大跃进”式的规划。必须立即停止每省、每个直辖市至少建一个大型核电站的政策。

世界各国包括中国，核电站都建设在沿海岛屿或海边，目的之一是便于大量取得冷却的海水。我国是严重缺水的国家，凡是没有充足水量的地区，根本不宜建设核电站。我过去就支持过重庆、湖北、江西、安徽等地发展核电站。但自福岛核事故发生以来，这一想法有了根本改变。如果在母亲河，黄河或长江发生重大核事故，污染了黄河、长江之水，那可不得了！

姜克隽：核电的发展能带动工业体系的准确化和高精度。就像一个国家发展航空、高铁一样，能够把工业提升到比较高的水平。在规划中之所以安全性问题提及很少，是因为以往核安全的问题已经谈得非常多了。说句实话，对核电站安全问题的要求，是其他工业从来没有过的，甚至包括航空制造业。

弗莱舍：我同意姜克隽的观点，没有什么是绝对安全的、绝对清洁的能源，即使是可再生能源对环境也有一定的影响。每一个国家都有各自的能源结构，各自的风险也不同。我们都认同可再生能源是未来的选择，像中国和德国这样的国家，在开发能源方面有很多优势，这是我们未来的选择。

何祚庥：我赞成中国的核能主要不是用来作为基本电力，而是用来解决海洋航运问题，还可以扩大建造核潜艇，大力发展核航母。一座有充分保护的大型核动力装置显然有助于提高技术，也有助于学习到如何有效地抵御战争破坏和防止恐怖分子袭击。

我支持将核电站做成可以海上移动的动力，以调节某些地区突然发生的电力不足。我还赞成适当发展小型、能应对恐怖分子袭击、能充分保证其“绝对”安全的电热两用的核电站。这类小型核电站余热可用来解决居民的供暖、供冷、供炊等问题，以促进城市建设的清洁化。但是，我不赞成现行的将核电作为基本电力的大发展的方针。(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