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网融合：体制困局待解(2)

再看各试点城市的具体发展模式，曾剑秋表示，无论是以广电为主，还是以电信为主，或者是双方合作的模式，12个试点城市都存在一定偏差，优点和缺点兼具：“试点一年之后，并没有哪个城市的尝试可以成为模板，我们应该做的是总结经验教训。目前看来，有的城市搞形象工程，有的城市要么注重电信企业，要么注重广电企业，概括起来就是路径偏差。这些都是未来试点中需要考虑的问题”。

对于试点，罗小布则认为，三网融合真正的难题并不存在于运营商之间，而是在于3种不同终端以及与其相关的不同社会环境的融合：“一方面，手机是采集器和发射器，互联网是汇聚器和过滤器，电视是精品展示器，三器如何融合；另一方面，电视是政治社会，手机是自由主义社会，互联网是个人主义社会，3种不同的社会环境如何融合”。

对于广电系统自身的发展，罗小布表示：“应该注意我们即将衰败的兄弟：报业。其中一个教训是，报业应该关注的是信息和新闻，而不要关注是否印刷在纸上。同样，我们是做视频的人，应该关注视频，而不是在什么终端上播放”。

但罗小布也强调，无论是哪个系统的运营商或企业，最终必须对其产品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

试解体制困局

除监管及法制建设之外，产业与市场应成为三网融合的突破重点

逐本溯源，三网融合的体制困境首先表现在广电以及电信系统内部。

广电系统属于宣传部门，按照事业单位体制运作，其管理现状为“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双重领导结构；电信系统则属于产业部门，按照企业体制运作，其管理层面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以工信部为监管核心，集中、垂直的模式。

这样两个差异巨大的部门共同推动三网融合，其艰难不言而喻。

为解决这一困境，业内专家大多认同，要从监管及法制建设两方面入手。

曾剑秋建议，从体制建设的角度，首先国家应当成立一个高于工信部和广电总局、类似“三网融合专家委员会”这样的机构；第二，做好基础研究，归纳总结十几年来我国三网融合发展的经验与教训，同时考虑未来可能遇到的诸如投资浪费、重复建设、技术偏移等风险。

史炜则对记者直言，中国要成立独立的三网融合监管机构以及编制电信法，都存在一定困难。

“一个独立的监管机构是必须的，然而由于制度困境，在具体执行上仍然存在很多问题。此外，我国的电信业务一直很难界定清楚。与国外着重管理绩效结构不同，我国电信行业发展的是全业务，一些新业务比如云计算等，很难在电信法中予以体现，所以一直难以出台”，史炜分析道。

面对这样的体制困境，中国的三网融合究竟应该如何取得突破？

史炜表示，回顾美国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发展三网融合的经验，其关键一点，在于具备了融合的产业基础。即便运营商不想运作，产业自身也会通过各种途径，比如计算机网络的自动化、通讯网络的大规模数据存储等，实现融合。

“美国的三网融合是由企业主导及投资的，其决定因素在于产业及市场的发展和需要。因而我认为中国的三网融合也应该把精力放在广电产业与电信产业如何面对实体产业的渗透上，并最终可以在石油、钢铁等大型产业层面实现落地”，史炜补充说，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三网融合仍然遥远。制度以及产业层面的深刻变革，不可能在一朝一夕间完成，也不能只依靠政府颁布政策与文件来解决。

遥待电信领域破局

打破电信领域的行业垄断，或可成为该产业发展及三网融合的最大助力

作为国家战略，三网融合在中国的发展屡屡受挫的同时，国际上却已然出现了新变局。

8月，谷歌宣布收购摩托罗拉，几乎同一时期，微软欲收购诺基亚的传言也甚嚣尘上。一时间，信息产业的全新变革风起云涌。史炜认为，这次收购对于中国的三网融合发展具有很大的启示。(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