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业监管趋向融合开放创新(2)

新形势下，关于通信业监管政策的一些思考

1、抓住历史机遇，实现新的跨越。

从我国信息通信业发展的三个阶段看，在第一阶段，我国信息通信技术十分落后，许多地方电话不通、通而不畅，计算机应用仅限于科学计算和办公自动化；第二阶段前期，我国信息通信业奋起直追，无论是在通信服务还是信息设备制造领域都进入世界前列。问题是信息化的第二阶段后期，我国3G、三网融合、宽带发展与应用明显落后下来。物联网和云服务开启了ICT直接为生产服务、成为新型生产力的闸门，代表信息化浪潮的第三个重要阶段,我国面临更严峻的挑战和更难得的机会。我们要清醒的认识到，并紧紧抓住这个机遇，实现发展。

2、全面支撑社会经济的发展，提高信息化水平。

面向开放、融合、创新的环境，摆在通信业面前的是，首先提高社会综合信息化水平，推动两化深度融合，加快经济社会各领域信息化；其次，要增强基础网络的综合承载能力，实现电信网、广播电视网、互联网“三网融合”，构建宽带、融合、安全的下一代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再次，提升全社会信息化水平，以信息共享为重点，大力推进国家电子政务网络建设，整合提升政府公共服务和管理能力，建设各种类型的公共应用平台；另外，加速物联网、云计算等新技术在生产领域的渗透。更重要的是，要确保基础信息网络和重要信息系统安全。

3、消除网络融合的体制障碍、组建融合性监管机构。

三网融合是党中央、国务院重大战略部署，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密切相关。因此，需要继续推进。经过近两年的试点，存在的主要问题有，试点业务双向准入壁垒重重、行政干预和歧视性竞争、统筹规划和共建共享难以实现、产业链标准体系不统一、缺乏良性盈利模式等，一定程度上影响三网融合的推进。

透过表层问题，我们可又看到深层次的原因是法律、体制、机制问题。缺乏促进三网融合法律，是不力的主要原因；从体制障碍看，文化内容管理部门的多头性和职能交叉问题；政企、事企、网台不分，尚未形成市场化的广电与电信的改革、市场运作难形成对等竞争。从机制看，协调机构权威性不足，导致试点方案无法对接，难以落地等。

网络融合困境的根源在于管理理念的落后和管理体制的不健全，更没有上升为国家政策和法律。当务之急是淡化行业和部门利益，以信息生产力阶段的泛网融合思维方式，站在“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大背景下，建立“融合性监管机构”。惟有在此管理机构的规制之下，才有可能落实融合性业务的发展、为产业升级和社会、经济、民生发展提供新的基石。

我们需要站在国家战略高度、顺应技术和产业发展趋势、兼顾发展与管理、区分媒体属性和产业属性、内容与网络经营和监管分离、减少和防止重复建设。从体制改革角度看，要加强高层级立法保障、实施网络与内容的分别管理，分工协调；推动广电行业实施政企分开和网台分开。从机制改革考虑，尽快细化双向准入试点政策；提升协调机构权威，明确协调基本原则和程序性规定。

4、制定和实施国家级宽带信息化战略。

首先，需要将宽带发展提升为国家战略，而不仅是行业发展层面的问题，这样做有利于引导地方政府进一步支持宽带发展。毕竟，宽带接入业务具有更强的区域性。

由于宽带市场存在市场失灵的现象，因此，政府需要大力支持农村地区宽带覆盖。同时，政府还需要提供低收入人群电脑终端补贴与互联网教育培训；政府扶持金融工具需要多样性，即有财政补贴、减免税收，也需要政策性低息贷款等。

在发展的同时，需要深化通信行业改革，建立有利于宽带发展、有利于全社会信息化发展的经济利益关系；开放市场，引入有实力的竞争主体；理顺骨干网结算价格和宽带资费。

推进宽带应用产业链的发展，应用服务将反向刺激宽带发展。我们看到电子商务发展推动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同时也推动了宽带产业群和宽带应用发展。

5、创新信息安全管理模式，建立多层面网络信息安全的治理机制。

目前，网络与信息安全领域存在深层次问题和矛盾。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个层面逐步凸现出来。如果只迷信技术手段，采取撤网、筑墙，则会造成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对弈局面。我们认为，信息安全至少需要技术、法律、行政、道德手段，并构建公共平台监督。需要创新治理机制，最好的办法是把技术、法律、行政、道德结合起来。同时，采用平台化治理模式，利用各类公共信息服务平台，通过实名制、诚信记录、网络监督形成一种非正式约束的“软法律”，平台企业在法律允许范围内，与执法部门合理分工，共同担负起净化信息环境，确保网络安全的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