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事件的话语生产框架

近年来，以网络群体性事件为代表的“新媒体事件”(new-media events)频发，对现实社会产生了巨大冲击。这些地域性事件借由媒体的放大效应逐渐演变成更大规模和更广地域的公共事件。“长期以来，中国的媒介议程都受到政府政治议程的影响与支配。但在突发性危机事件中，媒体的议程却能一定程度上主导政府的议程。”[1]媒介的意义呈现功能逐渐转向为权力赋予功能（empowerment），新媒体打破了“媒介接近权”（media access）的原有格局，几乎成为公众最有效的话语表达渠道。

对于新媒体事件的定义及内涵学界尚无一致意见，我们认为新媒体事件是指基于数字技术的媒介（如手机、网络等），可能伴随传统媒介互动，通过群体舆论引发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舆情事件。新媒体事件的形成应是多元因子互动的综合结果，它不但是新媒体社会化网络的传播结果，还伴随着传统媒体的互动报道、人际传播、任内传播、组织传播等多种传播媒介共同作用。

目前学界对新媒体事件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新媒体事件与公民社会、新媒体事件的社会功能、舆情研究等方面，针对新媒体事件发生类型和特征描述的文章并不多见。本文试图从类型学社会话语角度对新媒体事件进行逻辑归类和场域透视，分析依据是基于新媒体事件发生的“历史经验”和“动态关系”考察。

以类型学社会话语分析视角来透视新媒体舆情的发生场域，我们可以发现“舆情素材”（新媒体事件）背后体现了某些“隐性”动力。如官方意志、爱国主义、公民性力量和戏谑、狂欢的后互联网精神。动力是推动事件发展的内在逻辑，这些逻辑表现并不足以归纳或较好抽象“事件类型”，“类型”的描述必须能揭示动力背后的话语主体。由此，我们以国家（民族）话语、公共性话语、民粹主义话语和文化话语来归纳四类新媒体事件，这些话语共同构成了新媒体舆情的主要表达内容。

研究工具——类型学社会话语的分析框架

新媒体事件多样而复杂，不同类型的个案事件背后体现的话语力量不尽相同。基于新媒体事件发生特点，本文所立足的研究视角一方面要能够提供审视事件类型的哲学逻辑方法，另一方面要能揭示事件类型背后的话语主体。类型学（类型研究）是我们科学地认识客体的一种有效分析工具，宏观话语分析能够动态揭示事件背后的力量规制。本文将这种尝试称为“类型学社会话语”分析方法。

需要说明的是，“类型学社会话语”不是简单地对话语（语用）进行逻辑归类，更注重的是“类型学”话语背后的历史文化语境和现实意义建构。在类型学话语的运用与阐释方面，有几点需要说明：

a.“类型学”话语对现实事件的“类”进行话语归纳，这种话语归纳必须基于一定的逻辑分析和科学方法。

b.“类型学”话语考察“类”事件背后的社会心理、文化表征、国家意识、公共结构等动态意义生产。

c.在类型处理上，采用单次对应和韦恩多式层叠的归型模式，以期揭示“类”话语的复杂性。

d.“类型学”话语还旨发掘“类”事件背后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为认识动态客体提供一种认知模式或判断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