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面新闻传播的民主法制效应(3)

从要素整体效能和有效组合角度看，其解析过程可按照它们在效应生成中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逐步进行。效应影响变量特有的可变性、不确定性、多面性特征，造成了效应生成过程的复杂性和方程的难解性。1.要素减法效应，即齿轮断裂效应。效应生成如同齿轮联动，其能否运转不取决于最好而在于最差的那个齿轮，若其中的一个断裂——内容无意义、传播无效果、适用政策错误、受众感应异常等，都会使效应生成链条中断。其解题关键在于避免单一要素的负效应，以消除效应生成链条上的环节性障碍。2.要素加法效应，即整体效能累积效应。在影响因素均为正向有效的情况下，影响“因子”越多，效应越大。如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之所以不同凡响，就在于它不仅揭示了拆迁户、开发商和政府的纠纷，还特别融入了“《物权法》通过之际”这一特殊政策背景。由此可见，增加有效要素的递增量，是这类题的解题关键。3.要素乘数效应，即互为支点的提升效应。传播平台的提升、放大和凸显功能使置于其上的效应影响要素也具有了“支点”意义，任意一个要素均成了其他要素的支点，会产生连续放大作用，并能引发效应呈几何级数变化。当然，这种变化会因要素性质的不同而呈现出完全相反的走势。如上海的“钓鱼执法”和北京的“纸箱馅包子”，分别借韩寒博客的名人效应和中央电视台的平台效应实现了传播支点提升，但效应却走向完全相反的两极。这类题的解题关键是既要注重单一要素的价值提升，使“杠杆”不断，“支点”更高，更要注重要素的相互作用，防止发生“肠梗阻”。

从要素合成升级角度看，其考察应循着开发生产、传播扩散、最终实现这一循序渐进、循环上升过程拾级而上。负面新闻传播大体有几种形式：一是传统媒体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二是新媒体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进行；但目前的最常态为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交互传播，它兼具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优势，能在交互中实现效应的整合和提升。整合主要来自互动，在互动中通过意见领袖影响和主流媒体引导，使自发、分散、无序的舆论逐步走向聚合；提升则主要源于对内容的共创。不同传播载体根据自身特点从表现形式上对内容进行再加工，形成形式上的多元辐射；受众和更多媒体对新闻价值进行多角度挖掘、多方向延展，引发效应的多面性。而它们的动力源和助推器皆为公众舆论，舆论的数量蓄积和动能转化，一路推动着潜效到显效的实现，直至最终强效冲击波的形成。

综上所述，效应既来自各单一变量要素的效应集聚和累积，又取决于它们的优化组合和过程营造。其间各种因素的此消彼长和相互作用直接影响和制约着这个方程的运算结果和质量。

辨证施治，力求负面新闻传播民主法制效应的正向性、最大化

正向性和最大化是两个目标定位，它要求对各种影响变量统筹把握、辨证施治。既注重核心变量，又不忽略隐性变量；既着眼于单一要素的价值提升，又致力于多种要素的有效组合；既要避免引发负面效应，又要力争实现正面效应的最大化。

新闻内容。影响效应正向化的主要问题是，选题上，避重就轻，将新闻娱乐化，把重大问题边缘化，如把湖南巨贪蒋艳萍经济犯罪淡化为绯闻事件等；过度解读、主观臆断、失实失度，如杭州飙车案、圣元奶粉事件、华南虎照等。角度把握上，偏离主题、舍本逐末、不当凸显犯罪细节和凶杀暴力场面；把握失当、挖掘过度、随意曝光个人隐私和敏感信息等。为防鲇鱼变鲨鱼，一要选准角度。“横看成岭侧成峰”，负面新闻的报道角度是多方面的，准备给受众呈现什么，是峰、岭、沟、壑，还是风蚀雨打的那一面、阳光照不到的那一角，必须在动笔前了然于胸。这样才能在传受之间建立一种通透的感觉，主动为受众所想，剔除糟粕，拣出那些没有意义的新闻碎片，把自己认为最有价值也是受众最想看的那一面精彩地展现出来。二要把握好广度。价值呈现可以是一个点、一条线、一个面，但却要求传者对点、线、面进行立体式全面把握。必须把视野放大，不断用广角镜头来调整焦距。若与边界还有很大距离就要调大焦距，尽量凸显；若已临近边界，就要调小焦距，让取景框避开；否则就会越轨破位。三要挖掘出深度。只要不是越界挖掘，就应该深挖不止，直到把深埋其中的那个最具独特性的“新闻眼”挖出为止。事实上，挖与不挖大不一样，如同属网络发帖诽谤案，但河南“王帅案”和内蒙“吴保全案”引发的效应却大为不同。“王帅案”在短时间内形成了强效冲击波，很快得到了政府的国家赔偿；而“吴保全案”却迟迟未形成舆论热点，以至于发帖被判刑，重审再加刑。究其原因就在于“王帅案”挖掘得更深，没有把“点”仅落在一般的“征地事件”上，而是落在了更深的“诽谤政府”及由此引出的限制规范公权扩张，防止其践踏私权问题，触动了公众的敏感神经，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应。(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