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核恐慌”转化为“核信心(2)

人类从石器时代发展到铁器时代、从农耕时代发展到工业时代的进程中，总是对“新技术”导致的危险产生莫名的恐惧。但文明就是建立在对此类恐慌的克服之上的。马镫的产生，一度是游牧民族军事上战胜农耕民族的重大发明，但骑士却有可能因脚卡在马镫里，而被受惊的战马拖死。这种“偶发事故”难道会让人们抛弃马镫？火药由蒙古传入西欧，当初欧洲人因恐慌而称之为“上帝之火”，称为不祥之兆，但后来在火器技术上执牛耳的，不正是曾经蒙昧的欧洲人？同样，在这一轮“核恐慌”之后，真正能够在核技术上有重大发展和重大突破的国家，必定是在核安全和核开发技术上，能够胆大心细、迎难而上的国家。

从现实国情看，中国作为能源短缺型的后发工业大国，更不能在核技术升级换代的追赶之路上因噎废食。中国除了煤炭资源丰富，其他能源和资源上对外依赖都相当严重。石油对外依赖已超过50%。在全球产业分工链条中，中国工业只是依靠低端加工的劳动力优势“为世界制造”，而发达国家则利用高端技术和在全球范围内垄断性的资源控制，加大了对中国等新兴国家的不平等交易和经济盘剥。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张文木就认为，如果中国也盲从“弃核”舆论，其恶果要么是向传统煤电资源回归，加重本国本已非常脆弱的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要么就是在GDP数字上升的同时，国民财富却在天价的石油进口等资源贸易中变相让渡于西方。

目前世界各国核电比率平均为17%，超过30%的国家有16个。中国现已投产的核电装机容量仅900万千瓦，占总量的2%。中国要实现2020年核电占比4%的目标，有巨大发展空间。在福岛核事故后，中国已大大加强核安全审批措施，并计划削减一定的核电项目。一位上海的核电专家就对笔者说，几个月来他一直四处奔波，全都是参加国内新建核项目的安全审查评议会，现在是“一个一个过关”。

国家环保部核安全专家郁祖盛最近说，从技术角度看，核电站原则上没有不可解决的问题，关键是针对具体的核电厂址如何设定恰当的防护标准，因此完全没必要放弃核电，至少“弃核”风波不应影响中国发展核电的信心。

由此观察，中国核工业面临的现实难题，并非“要不要核电”，而是“要什么样的核电”。中国核电市场未来有巨大成长空间，核电大国都期望通过技术输出在中国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总体来说，世界核电技术目前正处于二代与三代的转折期。二代技术较为成熟，也比较稳定，“二代加”已经实现国产化，我国自主研发实力和产业配套能力较强；而三代技术设计上更先进，比如在安全设计上，将最大限度地避免使福岛核电站冷却装置失灵的那种问题。但三代技术的核电站从未在任何一国建成过，中国核电企业更不掌握技术，要完全依靠进口，配套设备国内短期内也跟不上，要依赖国外厂家。

目前，国内主要的4家设计承建核电的企业，各有各的利益权衡，甚至彼此间还有龃龉。国核电公司负责引进西屋AP1000技术(属三代核电技术)，是三代技术的力推者。中核集团拥有自主研发的“二代加”技术，自然是大力推进中国自主研发的倡导者。中广核集团以法国二代和三代技术为主，在技术路线上较为折衷。而中电投是核电行业中的后来者，作为投资者参与部分项目建设，对技术路线似乎并不敏感。

在福岛核事故带来的“核恐慌”氛围中，中国需要坚定而审慎地选择自己的核电发展战略。安全性的考虑当然是第一位的，但绝不能受“恐慌氛围”和非理性舆论的干扰，轻易将我们多年来自主研发的平台和积累下来的技术经验抛弃。“市场换技术”的挫折，已经给了我们足够多的教训，如果没有完全自主的研发平台和自主学习能力，仅仅依靠从国外引进，很可能是市场给出去了，技术学不来。实际经验是，自主的技术进步越快，引进和消化的效果就越好。

从这个意义上说，未来中国核电市场这块“大蛋糕”，一定要给“二代加”和“三代”技术都留出足够多的份额和空间。充分考虑安全，更要充分考虑中国自主核电技术的孕育、培养，因为这不仅关系到眼下的需求，更关系到中国经济未来的长远利益。国内核电企业更应在这一大前提下，减少不必要的争论和内耗，劲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