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尸文化下的现代迷思：我们都是行尸走肉？(2)

1943年，由女星弗朗西斯·迪伊主演的电影《与僵尸同行》（I Walked with a Zombie）延续了这种特点。丧尸在造型上还是没有腐烂，只是更加突出“死人的气息”。其本身不足以成为恐怖的元素，而影片中神秘的宗教仪式和阴森的配乐才是恐怖的来源。这便是早期僵尸电影的路线——不用血淋淋的样子吓你，而是挖掘来自人类内心的恐惧。

丧尸作品的“现代化”

1953年，英国科学家弗朗西斯科·克里克与美国生物学家詹姆斯·沃森在《自然》（Nature）杂志上发表了关于DNA双螺旋结构的论文，生物技术从此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开启了通往“上帝禁区”的大门。然而彼时西方虔诚的教徒对基因技术存在着天然的抗拒和畏惧，反映在电影产业上，丧尸片逐渐脱离了巫毒教古老信仰，转化为人类自己产出的“魔鬼”，营造出深深的绝望与孤独感。

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电影产业在化装和特技表现上有了质的飞跃，加之为了更能吸引观众的眼球，血腥的场面被不断加到画面中来。丧尸的造型从初期的阴森死人状变为高度腐烂、令人惊惧的怪物。

拍摄于1968年的《活死人之夜》（Night of the living dead）成了丧尸电影的转折点——丧尸不再“可怜巴巴”，它们开始吃人了，丧尸进化成为全新形象的怪物。该片所呈现出的杀戮感，表现了当时美国社会对越南战争的态度。凶暴残忍的丧尸和干掉丧尸获得极度快感的自卫民众，则描绘出美国颓废的精神世界。导演乔治·罗梅罗在《活死人之夜》大获成功后，又推出《活死人黎明》（Dawn of the dead），与《僵尸出笼》（Day of the Dead）一起，构成其“丧尸三部曲”。

乔治·罗梅罗的丧尸电影的另一个“里程碑”意义，是为“新一代”丧尸制定了一系列特征：不再与法术直接有关，而是由于某种不明原因异变复活；丧尸高度腐烂、步履蹒跚，本能地攻击活人；具有传染性，被丧尸撕咬或与之进行体液交换者，会渐渐变为丧尸。这些规则几乎成为丧尸文化的“丧尸三定律”，被丧尸作品“约定俗成”地遵守着，丧尸与人类的“攻防”变得有据可循。

此后，乔治·罗梅罗的效仿者大量涌现，近年来手提式DV拍摄的《惊变28天》（28 Days Later）、两种结尾的《我是传奇》（I Am Legend）、正在热播的电视剧《行尸走肉》（The Walking Dead）等，更将丧尸片推陈出新，发展出多种可能性。

丧尸文化下的现代迷思

研究一下活死人题材最流行的年代——20世纪30年代初期、70年代、21世纪前十年。这三个时期正巧与大萧条、石油危机、次贷危机相吻合。

这并不是巧合，丧尸作品所描述的世界，往往是在疯狂发展后的末世情境。丧尸背后隐藏的疯狂科学家或者独裁者，也印证了人们对于现代化的迷思与担忧。无论是对科技发展可能带来的风险，还是经济代替人情温暖引发的社会性冷漠，都是人们借“丧尸”这个题材所要抨击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讲，只要人类还有战争，只要人类依然颓废，丧尸题材就不会失去市场，而且会“与时俱进”。

而在“满篇写的都是吃人”的丧尸作品中，那些行尸走肉实际往往是我们的倒影——毫无目的却又成群结队，追逐生存并且刀枪不入，这正如当红漫画《行尸走肉》的男主角所言：“我们才是真正的行尸走肉。”(责任编辑：韩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