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运营：监管之痛(2)

【监管之创新】

运营商谈转型搞创新也很久了，如今看起来，推动行业变革的动力，也许不是来自传统运营商或者高层领导，而是虚拟运营商。而如果真如此，虚拟运营商首先颠覆的，不是基础运营商，而是目前的行业监管。

在基础运营商和监管机构眼中，虚拟运营商不断提出新要求和建议，既有话单对接、号卡制作等基础要求，也不乏实时计费、异网漫游等“异想天开”的创新；先是对中国电信仅提供支撑系统租用模式不满，而今又众口铄金地指责“批零倒挂”。

在基础运营商眼里，这些“不靠谱”的需求根本不值一晒，随随便便拿一些技术难题说事，就能把虚拟运营商挡回去了。

这些单凭虚拟运营商的力量难以推动达成，但拉着监管部门以及各类研究单位，虚拟运营商的梦想就有了实现的可能。

出身于草根，但背后又有各路神仙，虚拟运营商提出的建议和需求，得到了工信部的积极响应。在虚拟运营商的压力下，监管部门的工作效率有了显着提升；而监管部门行动起来，就会推动基础运营商的积极配合。

虚拟运营商的创新激发了监管部门的活力，及时调整通信行业的管理政策，继而推动基础运营商依托强大的执行体系加以落实。

也许现在的监管部门并不喜欢虚拟运营商，嫌他们多事、找事；但是迫于压力和形势发展，又不得不帮着他们解决问题。如是，行业死气沉沉、因循守旧的格局可能就此改变。

在我看来，与其盼望虚拟运营商把免费的互联网思维落地，把基础运营商打倒；倒不如有这样一种期待：在“好事者”翅膀的煽动下，推动了行业更加动态、快速地调整转型，也许比重组更有效果。

【监管之旧辙】

还记得携号转网么？

携号转网本是一项由监管部门强制执行并作为运营主体的业务，不是发几个文件搞几项政策就行的。由于在技术、管理、运营等方面的复杂性和难度事先被严重低估，客观导致施行至今成功转网的客户远远不及当初的预期。

之所以把虚拟运营商和携号转网这两个试点拿来比较，是因为他们有三方面的相同点：

第一：政策出台前热炒，宣传的都是优点和好的预期，被舆论和各方寄予过高、过泛的期望，貌似一剂包治百病的神药。而一旦实施，发现既有技术门槛，又有业务限制，推进过程中会遇到许多始料未及的阻力和困难，即使把业务做起来了，也难以达到各方预期高目标，因此其“失败”已经注定。

第二：因国企身份、高额利润，行业的政治地位低，运营商已被妖魔化，各方舆论早已主观认定运营商（携号转网时是优势运营商）会对此事存在抵触情绪。一旦推广不利或出现问题，就会利用民众情绪和舆论环境，以此为例指责运营商的垄断与黑心，把黑锅让运营商身上甩。可以想象，如果将来虚拟运营商被客户投诉或者媒体反映问题的时候，随便拿出一些似是而非的专业术语，随便找来几个不三不四的砖家，给自己申辩的同时指责运营商不配合设置障碍，继续让基础通信运营商成为全民出气筒。

第三：政治等因素导致监管部门压力大，政策出台的时间紧迫，在技术方案和监管政策设计时缺乏对运营环节的评估，对试点中暴露问题应急预案、解决办法和处理机制等也没有进行充分讨论。对于如何解决试点期间暴露的问题，以及针对性的或正大光明、或阴损歹毒的应对策略，监管部门的反应速度和应对举措弱爆了。试点暴露了问题，可是很多问题都是悬而未决，视而不见，就会更加放大试点的不足，招致各方不满。

世人都晓神仙好，见的都是贼吃肉，都没见到贼挨打。处在目前的环境中，打着垄断、贪婪、低效、保守等标签的运营商，无论做什么都是错；而监管部门能否摘掉“好心办坏事”的帽子，使虚拟运营商避免重蹈携号转网的覆辙，需要极大的智慧和勇气。(责任编辑：韩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