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运营：监管之痛

虚拟运营商是电信运营商的一种类型。各国的管制政策和市场情况差别较大，因此虚拟运营商有不同的存在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三种：

第一类是品牌分销商，是参与程度最浅的一种虚拟运营。主要只提供品牌、渠道和客服以及部分的营销和基本定价服务，更像是一个包装了自己品牌的卡号代理商；其他价值链环节仍由基础运营商提供。

第二类是服务提供商，参与程度适中，会控制与客户有关的市场营销、渠道销售、客户服务和业务打包定价等环节，并部分参与卡号管理、计费和CRM（客户关系管理）等环节；其他仍由基础运营商提供。

第三类虚拟运营商是最全面的，参与程度最深，除了基础运营商提供通信网络外，其他部分都是自己运营。它可利用自身的业务平台或借助合作伙伴形成增值业务，然后将这些产品与基础运营商提供的电信业务进行组合捆绑，围绕全新的产品体系开展运营。

工信部于2013年5月17日正式发布了《移动通信转售业务试点方案》，在经过漫长的等待之后，虚拟运营商终于来到了中国。在发布的时候，工信部是否意识到，自己挖了个多大的坑？

【监管之艰难】

从通信行业发展及推进信息化工作来说，引入虚拟运营商是好事，既符合国家的大政方针政策，又能激发市场活力，带动产业升级。但对于行业监管来讲，引入虚拟运营商带来了更大的监管难度，而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虚拟运营商的数量太多了。

在最初推进试点工作的时候，工信部认为基础运营商会消极对待虚拟运营商的引入工作，因此提出要求，每家运营商至少要选择两个合作伙伴。

但实际上基础运营商上报的合作伙伴一家比一家多，扣除掉重叠的，也有几十家企业入选，这等于是把烫手的山芋丢给了工信部。

面对这样的乱局，不可预见的困难和挑战更多，监管的难度和压力成倍增加。

一是对基础运营商的监管。在试点阶段的试点方案中，工信部并未统一制定和出台全面细致的技术标准和业务规则，很多细节都希望由基础运营商和转售企业协商确定。而三家基础运营商，对虚拟运营商的态度不一样，合作模式和技术方案不一样。对于同时与多家基础运营商合作的转售企业来说，必须适应截然不同的支撑方式。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和通用的处理方式，纠纷和问题会被进一步放大。

二是对转售企业的监管。总体来说，基础运营商还比较服从监管部门的管理，毕竟是国企，考虑的因素更多，在关键时刻不会与政府部门抗衡。而民企由于企业规模小，抵御风险的能力差，敢于突破创新，善于打擦边球，还有“拼个鱼死网破”的勇气，这些都是通信领域不常见的状况。更何况几十家企业同时开展创新，在众多细分市场积极探索试错，监管部门能否及时发现问题，正确评判对错，做到防微杜渐，都是对监管工作巨大的挑战。

三是对客户利益的保护。虚拟运营商开展移动转售业务，这种概念对专业人士来说都难以理解，更何况普通客户？对用户来说，最直观的是：170开头的号码是虚拟运营商的。但实际上第四位是固定分配给某一个运营商，因此一个同时与多家基础运营商合作的转售企业，他品牌下的号段都是不连续的，能给用户解释清楚么？转售企业卖的是基础运营商的产品，而客户的投诉首先要由转售企业受理，是否会出现两企业扯皮导致客户利益受损的情况？如果转售企业退出，他的客户利益由谁怎么来保障？这些将成为监管部门必然面临的问题。(责任编辑：韩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