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例电商诉售假者案宣判：淘宝赢了(2)

上述淘宝工作人员提供的资料显示，阿里巴巴组建了一支2000人的专业打假队伍，每年投入超过10亿元，形成了线上拦截、线下打击、权利人共建和社会共治的四维打假模式。2016年，阿里通过大数据挖掘出造假线索1184条，为各地公安打假提供了有力武器，成功协助警方抓获犯罪嫌疑人880名，捣毁涉假窝点1419个，破获案件涉案总金额超30亿元。

“但当前刑事判决处罚过低，不足以震慑利润丰厚的制假售假产业链。企业没有执法权，我们能做的是发现问题、下架商品、向监管部门报告线索、等待执法部门依法处理。”郑俊芳指出。

阿里巴巴在2017年打假工作交流会上曾披露一组数据：2016年全年，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共排查出4495个销售额远大于起刑点(5万元)的制售假线索，截至目前通过公开信息能够确认已经有刑事判决结果的仅30余例，且售假者多被判处缓刑，缓刑比率高达82%。

“目前，对售假者处罚偏轻的局面还难以很快解决。而阿里的这种民事诉讼的新办法，就是在用自己能力范围内的积极行动，在现有法律框架内最大限度地加重对售假者的经济责任，以形成新的震慑，让其他售假者及时收手。”阿拉木斯对法治周末记者表示。

刘春泉也认为，如果能确立违约或者侵犯商誉的思路打击假货，并且通过法院的判赔弥补平台打假的成本，那就可以引导平台企业有动力去真正从严打假。

社会治理之余仍需完善立法

据郑俊芳介绍，阿里巴巴会将民事诉讼的全部赔偿设立专项基金，用于消费者的补偿和保护等事宜。

“与公共执法机构和民间执法力量相比，平台本身掌握有更充分的信息，更容易发现假货问题。因此，平台本身积极启动这方面的机制，也是当前社会治理假货问题综合措施中的一种，会产生积极的效应。”熊丙万认为。

不过，在阿拉木斯看来，平台的出手只能是弥补现有法律规定不足的暂时性举措，除了鼓励真正的权利人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外，更需要完善立法。

“目前在电子商务立法中，对于电商平台假货的治理有一些制度设计，主要是从消费者保护角度，把现在业界比较成熟的保证金制度等纳入法律规定的范畴，并进一步明确平台的相关责任。”阿拉木斯补充谈道，单独完善和建立线上的打假法律机制意义不大，还需要修改刑法、产品质量法等有关法律，因为这些法律的修改是可以同时覆盖线上线下的。

按照刑法相关规定，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金额达到5万元以上，才会面临刑事处罚。

“目前法规从结果来定罪，造成了作茧自缚的情况，很多结果无法确认，如假货的全部销售数额、对人身的伤害。这使得很多制售假货分子成为‘不倒翁’，被及时揭露出有制售假货行为也难以受到应有的处罚。”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建伟指出，现行相关法律规定存在过时、过宽、模糊和难以执行的缺陷，要根治制售假问题，需改善立法、严格执法并加重刑罚力度，让制售假货者付出应有代价。(责任编辑：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