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卫生法征意见结束 “被精神病”仍防不胜防(2)

监护人权力过大易出现恶果

黄雪涛认为，草案对非自愿住院医疗制度设计了监护人主导的原则，导致监护人权力过大。一旦进入收治程序，送治的近亲属就自动被视为监护人行使监护权。

这种亲权对成年公民自决权的侵犯，不仅在法理上存在严重漏洞，现实中也出现恶劣的社会后果。“深圳邹宜均案”“广州何锦荣案”“南通朱金红案”和“福建陈国明案”都因家庭财产纠纷，当事人被近亲属以绑架方式送往精神病院。黄雪涛建议，非自愿住院治疗的患者，有权委托监护人以外的代理人，行使诉讼及异议权利。

医生有时候无法认定监护人

唐宏宇表示，虽然监护人在民法中的定义已经非常明确，但在操作上确实存在一些问题，这也是此次草案中的难点。“患者被送过来，我们作为医生，有时无法确认送他来的就是监护人。”唐宏宇说，民法通则规定精神病人的监护人包括配偶、父母、成年子女及其他近亲属，但如果配偶、父母和成年子女之间存在意见分歧，法律没有提供必要的解决手段。一旦争议出现，就需要医生做出选择，这存在一定困难。

强制收治归属医疗还是司法？

>>争议3

目前，我国立法将精神障碍患者的诊治归于医学范畴，没有把它归于社会或是司法范畴，这与欧美一些国家的法律有区别。对于这一点，各方争议非常大。

强制收治应当获得法院准许

黄雪涛认为，草案规定精神障碍患者的民事行为能力由精神科医生诊断确定，且在确定患者“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民事行为能力、设定监护人的环节上，采取去司法程序化的制度设计，“由医生肩负社会伦理判断和司法判断，这是一个结构性错误。”黄雪涛说，这在事实上形成了由医生替代法官宣告自然人的行为能力限制。

黄雪涛建议建立异议审查机制，即住院患者就非自愿住院治疗问题，可委托代表人向第三方机构获得司法授权。医院对患者实行非自愿住院治疗，应当在非自愿住院后一定时间内向法院提出申请，由法院作出是否准许的决定。精神科医生可以作为专家证人参加庭审。

卫生部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委员邱仁宗认为，草案能否从根本上保护精神障碍患者权利并杜绝收治过程中的权力滥用值得思考，精神科医生只能提供专业的诊断和建议，至于当事人是不是应该被强制收治，应该有相应的法律进行程序上的规定。

建议设立独立的审核委员会

唐宏宇认为，精神病作为一种疾病，不论是自愿收治还是非自愿收治，其鉴定结果都是由精神科医生做出的。从目前草案可以看出，对非自愿住院患者实行的是司法后置，即先治疗，但有三道防止“被精神病”的关卡：如果经过医院诊断不是精神病的，任何人不得限制其离开，原来是谁送谁接，这是最大的亮点；如果是，经过治疗无需继续在院内进行治疗的，任何人也不得限制其离开；患者或者家属本人对诊断结果提出异议，经过司法鉴定，是则继续治，不是就放人。

唐宏宇建议设立独立的审核委员会专门处理异议，这个审核委员会应由法律界人士、患者及家属、一般公众、专业人士等组成，其重点任务是审查执行收治的程序。

>>案例

金店老板被妻强送精神病院

45岁的福建人陈国明（化名）在南平经营一家金店，今年2月10日晚，他被妻子及岳父等四人强行捆绑，送往当地一家精神病院。其妻向值班医生表示，陈国明“已经失眠两年了，总是怀疑有人要害他，很冲动，还伤过人，毁过物”。

4天后，姐姐打听到陈国明被送往精神病院，立即向当地派出所报案。警方介入后，妻子才允许给陈国明做精神病鉴定。但直到56天后，陈国明才从精神病院离开，“出院小结”上写着：“患者目前无精神病症状。”陈国明出院后发现，不仅金店里价值400多万的珠宝不翼而飞，自己股票账户上近80万元也都被人套了现。(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