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时隔15年大修 有望排除刑讯逼供证据

王敏远，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中国法学会刑事诉讼法研究会副会长。

“排除刑讯逼供证据”有望入法

刑事诉讼法将迎15年来首次修改，专家建议修法应考虑与国际公约衔接，去掉“如实供述”表述

公约是对全世界适用的，都是最低限度的、起码的要求，如果这都做不到，我们何谈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应该承担的责任呢？

我们反对刑讯逼供不是因为一打就是冤假错案，而是因为这是一种野蛮的、不人道的、违反人权要求的侦查破案的方式。

——王敏远

刑事诉讼法1996年首次大修，明确将“未经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任何人有罪”写进法律。但在过去的15年中，佘祥林案、赵作海案、躲猫猫事件、开水死事件等背后的刑讯逼供、有罪推定和监管漏洞，暴露出刑事诉讼法中急需完善的地方。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将刑诉法修改列入今年的立法计划，法工委也已正式启动该法修改的调研。

■ 专家建议

“如实供述”修改方向

上策

你有权保持沉默

“你有权保持沉默。如果你不保持沉默，那么你所说的一切都能够用来在法庭上作为控告你的证据。”

著名的“米兰达警告”，也称“米兰达告诫”，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被讯问时，有保持沉默和拒绝回答的权利。

中策

不强迫自证其罪

“凡受刑事指控者，不得被强迫做不利于自己的证言或者被强迫承认犯罪。”

这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我国已签署，但尚未批准加入。

在美国、法国等许多国家的法典中，是一条比较普遍的条款。

下策

废除“如实供述”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句口号，作为审案政策已实行了几十年。这一审讯原则在“有罪假定”的前提下，要求犯罪嫌疑人自证其罪，以求宽大处理。

这个政策重口供而轻证据，很容易引来刑讯逼供，近年在海淀区检察院等地已经取消。

新京报：1996年，刑事诉讼法进行了大规模的修改，但很快学界就呼吁再次大修，这比较罕见，是不是说当时的修改并不成功？

王敏远：修改的积极意义还是应当肯定的，例如确立了未经法院判决不得确定任何人有罪，这都是巨大的进步。但当时确实留下了不少问题和争议、要求修改的呼声也会很自然地产生，这是正常的。还有后来在实践中产生的新问题，现在就是希望修法能够把这些问题逐步解决。

修法应考虑与国际公约衔接

新京报：1996年修改刑诉法时，中国已经批准了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公约里规定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没有体现出来。

王敏远：当时还没有公约意识。研究讨论过程中很少提到国际公约。即使有人提出，也没有任何反应，反对的没有，赞成的也没有，就像没听见一样。

新京报：刑诉法和国际公约的要求有多大差距？

王敏远：肯定有差距，如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比如羁押的司法审查等，但差距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新京报：以公约为底线是否已经达成了共识？

王敏远：我没有听到官方的明确的说法，学界倒是一直在呼吁。其实这不是什么高标准的要求，这是最起码的要求。公约是对全世界适用的，都是最低限度的、起码的要求，如果这都做不到，我们何谈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应该承担的责任呢？(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