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剧里的日本演员

剧本要求冢越博隆在大雪中强奸一个村妇，博隆说：“导演，这不太可能吧，天太冷了”。

日本演员们感到很困惑，“许多角色别说像日本人，连人都不像”。

矢野浩二、三浦研一、涩谷天马、冢越博隆，也许这些名字你想不起是谁，但他们的脸一定会让你惊呼：“那个鬼子！”

这四个日本人站在2005年开始的抗日剧热潮浪尖上，一部部抗日剧改变了他们的命运，让他们从跟班、白领、待业青年变成了今天的“鬼子专业户”。同时，他们也成了抗日剧所蕴含的仇恨投影，在中日两国民众的夹缝中生存着。

“你不像鬼子”

2005年，在中国无所事事了两年，每天琢磨着是吃拉面还是吃盒饭更饱的冢越博隆收拾行李回到日本。那段时间他的目标就是“每天能省一块钱”。回到日本没多久，导演杨阳的一个电话让冢越博隆又赶回了中国，电话里说：“抗战胜利60周年到了，有很多戏要拍。”

最先感受到这种变化的是矢野浩二。为了演好“鬼子”，矢野浩二开始大量观看中国经典抗战片，学习其中对日本人的表演。《铁道游击队》、《小兵张嘎》中方华的表演更是被他反复提及，都看过一遍后，矢野浩二明白了，“原来他们希望要这种凶狠的鬼子”。

对于涩谷天马来说，“鬼子”之路并不平坦。初到中国的那段时间，他频繁地在剧组扎堆的太阳宫一带的宾馆奔波，接受导演面试。“你太瘦，不凶，不像个鬼子。”得到的大多是这样的回复。“到底鬼子是什么样，也没一个导演告诉过我。”涩谷天马说。

从电影《斗牛》开始，日本演员冢越博隆成了“鬼子专业户”。他有时不明白，戏里的鬼子别说不像日本人，“连人都不像”。他曾经拍一场雪中行军的戏，导演要求博隆在村口看到一个女人后迅速从马上跳下去强奸她。

“导演，这不太可能吧，这么冷的天，不会有人想干这种事吧。”

导演坚持：“你不懂，那个时候日本人就这样。”

正是隆冬，博隆裤子还没脱下来，屁股就冻僵了。但为了“像一个日本鬼子”，博隆只能硬着头皮演下去。

演了几部抗日剧后，三浦研一感到很多中国导演并不需要他们演一个真正的日本人，“只要用日语把台词念出来就可以了”。2005年，三浦研一在电视剧《我的母亲赵一曼》中饰演处死赵一曼的宪兵队长。在日本时，三浦研一就有去旁听庭审的爱好，尤其是对死刑犯的审判。接到宪兵队长的角色后，三浦研一参照着自己了解的杀人犯心理，在家中默默准备了两周。

第一次开拍，三浦把宪兵队长处刑前犹豫不决、内心挣扎的戏份演绎得淋漓尽致，不仅是台词，连面部表情都随着行刑过程不断变化。没想到，导演不买账。“三浦，不要这么多，上去把电闸拉下来就可以了。”

在冢越博隆出演的大多数戏中，导演的要求只有一个——一喊开机马上就要凶起来。“时间长了，眉毛都会一下下发抖。”冢越博隆说。

在中国开始“鬼子”生涯的初期，几位日本演员都极为珍惜手中的角色，导演怎么说就怎么演。“认认真真地演没有人性的恶魔。”矢野浩二说。

“中国人，无敌”

戏演得越多，日本演员们心中的困惑也就越多，而导演们也一再抱怨着“你这样演不像日本人”。

从2002年第一次演鬼子至今，三浦研一已经在影视中扮演超过六十次鬼子，他感受最深的是国外导演对相同题材影片的操作。2009年，三浦研一在德国导演执导的电影《拉贝日记》中扮演一个拿喇叭的日本兵。戏份很简单，拿起喇叭喊战俘们吃饭，把他们骗去屠杀地点。

“导演，这个士兵知不知道战俘们要被处死？”三浦研一问导演。

德国导演很惊讶，认真和他讨论了很久，最后得出结论，这个人是知道的。导演让三浦在喊“吃饭了”这句话时要带着紧张、害怕的心情，“要带颤音的”。这让三浦研一感到，国外导演对待角色的态度与中国导演的差别，“他们把日本兵看作人”。(责任编辑：韩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