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通品牌历史介绍:三桶金打造芯片巨头(2)

高通第二桶金：李建业博士与高通CDMA

高通的第二桶金来自一位美籍华人——李建业博士，高通的第二桶金可能是高通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一桶金。

1989年2月，老雅各布、维多比一行10人走访当时在旧金山太平洋电话公司(现沃达丰公司一部分)做首席科学家的李建业博士。向李博士提出一些有关CDMA发展的建议。当时，商用CDMA技术只是停留在纸上的概念，并没有具体的技术方案。李建业在1985年便取得CDMA的两项专利，是CDMA专家。李博士向老雅各布指出要实现CDMA商用化，首先要把CDMA用在移动电话上，要解决“功率控制”问题。

李建业博士

1989年4月，高通再访李博士，并称已找到解决“功率控制”的技术方案，并要求太平洋电话公司给他们一个20万美元的研究合同，进一步研究CDMA商用。李建业对高通说，在纸上研究CDMA技术，对太平洋电话公司没什么用，如果高通能在6个月内演示其CDMA功率控制技术，太平洋电话公司愿支付高通100万美元。

这100万美元，无疑是高通公司发展中最重要的一桶金，因为高通不但取得了这一桶金，更重要的是争取到了太平洋电话公司(当时美国西部最大的运营商)对CDMA的认可；当时的高通，如果没有太平洋电话公司的认同与支持，其CDMA方案根本不可能成为美国第二代移动通讯标准之一。因为当时美国的TDMA已被业界投票接受为美国第二代移动通讯标准。更重要的是，李建业博士正是美国主持第二代移动通讯标准小组的组长，没有李博士及太平洋电话公司的支持，CDMA不可能被作为第二代移动通讯的标准。

15年后，高通成为CDMA生态圈里的巨鳄。

高通第三桶金：韩国挽救CDMA一命

高通的第三桶金实际上是一座金山，一个国家——韩国。知道内幕的人都说：“高通发明了CDMA，却是韩国救了CDMA一命。”虽然高通最喜欢用韩国的CDMA做样板说高通救了韩国，但知道CDMA发展历史的人都知道，在90年代初，要是没有韩国政府全力投入CDMA，CDMA可能就夭折了。

1994年，摩托罗拉在香港建立起全球第一个CDMA网，但效果和服务质量都太差，全球其他运营商对CDMA失去信心，设备厂商也对CDMA技术半信半疑。由于老雅各布本身在中国市场战略上的错误，中国政府决定全面推广GSM而不是CDMA，到1997年时，以每月增加一百万GSM用户的速度增长。

电子通信研究院(ETRI)

CDMA由李建业博士在1990年介绍到韩国电子通信研究院，并于1990年11月高通和电子通信研究院(ETRI)签署有关CDMA技术转移协定。1993年韩国政府宣布CDMA为其惟一第二代移动通信标准，并全力投入CDMA设备及手机的本土化，全力支持韩国厂商三星、LG、现代等投入CDMA技术的商用化及进一步发展。1996年11月，韩国的CDMA用户达到一百万，第一次向市场证明CDMA正式商用的可能性，让美国一些运营商及设备厂商对CDMA技术开始恢复信心，也让韩国厂商在CDMA市场上初露头角。

按常理，韩国应该对高通十分感激，但韩国通信界人士中，上至政府部长，下至企业员工，却没有人对高通表示感激，反而众口一词地说高通“忘恩负义”。这是为什么？据了解，高通在1990年和韩国签约后，答应提供给韩国厂家最优惠的条件，但韩国人却发现高通为了其利益，常常以比韩国更优惠的条件提供给其他厂商，而且又规定了非常严密的保密协定。因此，虽然韩国厂商明知高通背信忘义，但由于不知道别人的商业协议细节，也拿高通没有办法。

此外，高通在和韩国电子通信研究院签约时，答应把每年在韩国收取专利费的20%交给韩国电子通信研究院，但后来高通却不认账，韩国政府和电子通信研究院一气之下，把高通告上法庭，最后裁决高通必须履行合约，必须与韩国电子通信研究院分享收益。

有了合约还要毁约，完全暴露出高通公司的不诚信，也怪不得韩国人说高通：“忘恩负义”。 去年韩国政府在选择无线平台接口标准时坚持指定WIPI作为单一的国家(WIPI是一种韩国国产开放源码的技术)，而否决高通的BREW，并要求高通开发一个适用于WIPI的产品，从这一行动也可以看出韩国上下对摆脱高通垄断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