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残无助 体制之憋(2)

“我这10年，干得最多的就是打官司。我来数数都打了什么官司了。”说着，曲乐恒开始扳着手指数了起来，“先是(对张玉宁的)刑事自诉，然后是(对张玉宁的)民事诉讼，之后边峰还告我一个名誉侵权，最后就是对我的工伤的认定，一共四个吧。这些官司从2000年出事的时候就开始打，一直到去年工伤认定结果出来，占据了我这10年的大部分时间。”目前，前三个官司都已经了结，只有曲乐恒申请的工伤认定还没有进入执行阶段，“官司我已经赢了，我的受伤肯定是工伤，不过现在辽足还是没有赔偿我。”说到这些的时候，曲乐恒也指出了当前中国足球市场的尴尬，“我那时候是足球市场比较好的时候，当年我在辽足的工资是一个月2.1万，随便叫上一个队员都是好几百万的身价。现在我去找辽足，他们还抱怨说，市场已经大不如前，‘三四万往外卖一个队员都卖不出去！’”

目前，曲乐恒每天在家里的主要娱乐是看电视。大姐曲敏在证券公司上班，她鼓励曲乐恒多学学证券方面的理财知识。曲乐恒还喜欢看帝王类的书籍，已经能讲述中国一百多位帝王的历史。曲敏曾经感慨地说： “如果曲乐恒不出事，他有能力养活我们全家，但现在，是全家人养他。尽管张玉宁赔了一些钱，但坐吃山空啊。”

曲明书和老伴都是工厂的退休工人。他已71岁，身体也不好，每天担心的是自己百年之后，谁来照顾曲乐恒。

伤残无助，体制之憋

当今退役运动员尤其是伤残退役运动员社会保障、救助的欠缺，正是举国体制的“后遗症”。体制不变，憋屈难除。

记者/张 伟

桑兰灿烂笑容的背后，是不为人知的痛苦、纠结，和太多的不解和委屈。当年，驰骋赛场上的她曾是金牌选手、世界冠军接班人，然而在她倒下之后，在轮骑上的12年时间里，一些她曾经依靠的单位领导，从来没去看望过她一次，伤残后的保障工作也很不到位。更有体操中心领导声称：宣传桑兰会让孩子们远离体操……正如一位批评者所言：这是中国竞技体育的悲哀，更是体制的缺憾。伤残运动员的救助和保障问题，引人深思。

伤残运动员保障欠缺

正如上海体育界资深专家段翔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所说，其实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无论是举国体制还是全民体育，要想在竞技体育领导域取得成功，要想在奥运会上登上巅峰，都要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都要进行魔鬼训练。不同的是，在欧美一些体育事业发达的国家中，体育训练更加人性化一些，运动员自我选择的空间更大，运动员的伤残保障制度更加完善。而在中国，“金牌任务”更加沉重，而退役运动员尤其是伤残运动员的保障制度却很不健全。

从某种意义上讲，桑兰是幸运的。然而，桑兰的幸运更多是一个特例，在中国，许多退役运动员的生活没有保障，一些伤残运动员甚至解决不了温饱问题。

早在北京奥运会前，同样是运动员出身的滑冰名将叶乔波就曾呼吁：“作为一名退役运动员，我希望大家在关注2008奥运会成绩的同时，还要想到有比金牌更为重要的事情。”而且在那年的政协会议上，她还提交了《退役运动员生存与发展问题及建议》提案。“面对退役运动员在现实社会中的种种困难，我们制定政策也有无能为力的时候。”国家体育总局政法司一位官员说，“我们手头有许多研究如何妥善安置退役运动员的课题，但大家的实际情况不一样，现在的情况就是船大难掉头。整个体制就是这样，指望国家财政为提高退役运动员的补偿拨款，是根本不可能的。”

这位体育官员说出了大实话。客观地讲这些年国家为退役运动员的确做了很多工作，可是举国体制之下那些没有成绩、默默无闻的专业运动员(也被人们称为是塔基下的运动员)真是太多了，全靠财政拨款、强行安置是行不通的。在桑兰伤残后的第八年，国家体育总局就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运动员保障工作的通知》，这是中国第一个有关运动员社会保障的综合性文件。目前很多地方体育局由于种种困难，一直无法落实。(责任编辑：谢东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