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才是爱立信CEO离职的真正原因(3)

再看被卫翰思视为重点突破方向的包括网管（OSS）、业务支撑系统（BSS）、电视和媒体业务在内的支撑方案部门，虽然动作频频并不惜重金进行了一系列的收购，但反映在财报数据上，其业务体量占比却始终保持在6%左右，难以承担起支撑公司未来发展方向的重任。

其三，股东至上的短期行为。

如果说卫翰思执政爱立信期间有做得让股东满意的事，逐年提高的股东分红无疑是最大的亮点。从2015年财报披露的数据来看，从2011年到2015年间爱立信每股现金分红始终保持着10%左右的增幅，五年间涨幅达到了48%，更多的现金分红无疑会受到投资市场的欢迎，这也是爱立信在股票市场上股价表现较为稳定的原因之一。

但是对照5年间爱立信现金存量的变化来看，则呈现了完全相反的逐年递减的态势，五年间现金存量减少了53%。也就是说在卫翰思执政的这几年，公司的销售收入和经营利润停步不前，但针对股东的现金分红却在逐年增加，导致公司的现金存量大幅减少，并最终影响到公司针对未来发展和业务转型的投资支出受到压缩。以2015年财报披露的数据为例，当年爱立信现金流量表内，用于股东分红的现金支出是113亿瑞典克朗，而用于资产、厂房和设备等投资的现金支出仅为80亿瑞典克朗。

2014年11月，卫翰思宣布推进一项降本增效计划，通过在供应链、研发、销售费用等方面的开支压缩以期到2017年实现90亿瑞典克朗的资金节省，作为该计划的一部分，卫翰思在2016年二季报的发布会上还宣布爱立信将进一步减少在IP领域的研发投资。一方面公司给予股东的分红逐年递加，另一方面却在不断地减少研发投资、压缩费用支出并扩大裁员规模，公司这些矛盾的做法在爱立信公司内部引起很大的反响，并影响到了员工的士气与信心。

当然，股东分红计划的最终决策者是董事会，但卫翰思作为董事会成员和公司的CEO应当有机会按照公司的长期发展战略提出自己的现金支配方案和投资计划，并动用自己的影响力来获得董事会的支持，然而从结果来看卫翰思更多地表现出屈服的一面。

例如在2015年，当诺基亚宣布并购阿尔卡特-朗讯对爱立信的规模优势形成挑战时，市场上提出了爱立信收购Juniper的反制方案，但最终卫翰思却选择了与思科进行合作这一最省钱的方法，导致的结果就是爱立信成为了思科IP产品的代理，而把自家的IP研发与生产列入了裁撤计划。短期内爱立信可能会获得销售收入的增长但长期而言公司在IP领域的核心竞争力却被毁于一旦，更何况IP和Cloud在2014年还是卫翰思所制定的网络社会战略中最为重点投资领域之一。

因此，身为公司CEO的卫翰思无法提出一项能为董事会所接受的长期发展计划来终止董事会为取悦股东而逐年提升现金分红的短期行为，或许正是其战略决策能力不足和领导力欠缺的结果。(责任编辑：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