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滴专车被禁：政府不做社会创新的窘境(2)

由专有到共享其实是一种模式上的转型，上述三个故事则分别体现了三种阻碍来源：要么来自需要做转型的主体，比如物流公司；要么来自转型后需要面对的客户，比如企业可能不愿意用云服务；要么可能来自监管层面。越牵涉现实里的基础设施(能源、运输等)来自监管层面的阻力可能会越大。从解决难度来看，来自客户的阻力最简单，因为只要收益足够大，客户会做理智选择；来自企业的稍微困难，因为这需要很好的合作精神，总是相信白首相知长按剑的比较难以合作(比如：百度和360，魅族和小米的合作显然会难)，最后一种最难，因为这会牵涉很多非商业的与人有关的复杂因素(比如：滴滴专车这类事情的解决)。

我之前曾经写过一篇叫《在黑暗森林中寻找文明之光》来探讨企业间合作的困难，在这里不再赘述，这篇文章主要探讨最后这种困难。

社会创新中的窘境

《创新者的窘境》这书中的思维框架一样可以用来分析社会创新，这书的主旨并不复杂，它说：

当一个公司在某个方面很强大的时候，比如 达的胶片相机，那就会围绕着这个强大的点形成价值观、流程、资源的协同方式，这种方式很像一种壳，让壳里面的东西不停的被强化，让壳外面的东西被搁置和遗弃。当胶片相机是 达主要利润来源的时候，它很难去做数码相机，因为这活是新的，所以肯定冒风险，辛苦，初期利润又低赚不到多少钱，正常理智的人谁会去做这种事情？所以充当市场破坏者的往往是屌丝企业，在正面战场拼杀不过原来的霸主，那就只能先做点边缘性的东西，赚点辛苦钱，但只要技术有潜力，到后来就可能会干翻上个时代的霸主。

这一框架同样可以放在滴滴专车这事上面，围绕着原来的方式(出租等)已经形成了一种价值观、流程、资源的协同方式，这种协同方式里面可能就有利益分配、就业、稳定、政治正确、法律等等。如果允许共享这种新方式起来，那必然会打破原有格局，同时冒新事物出问题的政治风险。这里比企业创新更麻烦的是，在企业那里 达不做，佳能会做，但在社会创新这里，政府不做，你是不可能绕过去的。而为了打破这种社会创新的窘境只有两种方式，要么犯法(包括行走在边缘区域)，要么指望监管层面的开明。改开以来类似的事情其实有数起，最典型的两个则是小岗村包产到户和傻子瓜子，一个影响了农村的基本土地制度，一个影响了乡镇企业的兴起，可以讲这两个事情的处理实际上深远的影响了我们今天的生活，但基本上在“犯法”与顶层的开明两者配合下完成的。

以社会创新而论，要想打破窘境，确实适合在非法律明确禁止的地方鼓励民间的更多尝试，接下来监管层面利用互联网等迅速收集反馈，再建立合适的监管机制，而不适合迅速扼杀，这会导致本来就薄弱的创新力量迅速死掉，失去未来。

如果社会创新停滞那会怎样？

如果说改革开放是社会变革最关键的一个点的话，那接下来很可能在互联网的推动下迎来第二个点。

互联网以及其他科技发展带来的好处无疑很多，比如电商让我们买东西更便宜方便，微博微信可以让我们更好的与人交流等，但有很关键的一个点却与社会创新关联的无比紧密，处理不好会让技术发展变坏事。这个点就是就业问题，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趋势是更少的人处理很大的事业。我们不要忘了微信价值500亿美元不过才用了几百个人，当然如果细致比较腾讯与鞍钢的单人年产值，这种对比会更加明显。通过互联网很多工作的杠杆率变得超级高，很少的人就可以满足非常多的人的需要。

大型制造企业(比如钢厂)是很容易吸纳人员就业的，但随着自动化水平的提高，大部分人会被从岗位上淘汰下来(这点上《零边际成本社会》里详细的列举了美国的数字)。

虽然无法准确计算具体的数字，但在自动化和高杠杆率这两股力量的推动下现行社会结构一定无法负担那么多人的就业应该是确定的。而这一变化正在被互联网自身和科技加速，这样一来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剩下的人去干什么？(责任编辑：韩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