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诗歌时代：娱乐至死还是向死而生

诗人海啸一首《可爱的中国》风靡并引发的“海啸体”热潮，人们突然意识到，全民诗歌时代来了，并且正在悄然改变诗歌。曾经的听众——小老百姓，正在改变这个中华文化“五千年”的传家宝。

诗歌当然有自己的热闹。比如说，从诗歌作者和作品的数量、从诗歌活动和媒体“曝光率”上看，诗歌哪曾边缘化;而从“梨花体”到“羊羔体”，再到以“保卫诗歌”之名的“裸诵”事件，它更一次次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姿态刺激着公众的眼球——可这样的热闹，却不是诗歌命运的初衷。

“诗意的栖居”，这是新诗曾许给国人的一个美梦。愿景一度美丽而又实在，但面对全球化商业文明的冲击与诗歌自身遭遇的困境，国人不仅从梦境跌回现实，更在失望中渐渐远离诗歌。当一个时代诗意不再，我们发觉身边仰望星空的人少了，匆匆赶路的人多了。某种意义上，温家宝总理2007年9月4日发表于人民日报文艺副刊上的那首《仰望星空》，何尝不是对这一现实境况的拨乱反正?

着眼未来的命运，新诗该如何如何突破自我局限，超越传媒时代刻意炮制的各类话题，既抛弃旧有创作观和惟古为正的旧有思维，又不随现实起舞，从而超越商业及娱乐文化的利益羁绊，实现诗歌与人心的重新对接，与时代命运的再次呼应，在与自身命运的对话中，重新开启新的命运?这是现实的挑战，亦是未来的命运。而这所有问题，都必须在全民诗歌时代，写下结局。

全民嘉年华

从表面上看，诗歌是输给了这个泛娱乐化的大时代。

要说明这个问题，先让我们回忆新诗最好的两段时光：20世纪50年代与火热的80年代——虽然时代不同，但在两代中国人身体中却又流淌多么相同的东西——热血。突破旧文化的背后必要有一种精神动力，那就是一股强烈的突破渴望，每个人心目中都藏着一团火，每个人都渴望着去改变点什么，创造些什么，在这个时候，拥有着上千年传统的古典诗歌终于再也满足不了国人的表达欲望，于是新诗的时代到来了。

那是思想、精神追求、文化艺术被举国追捧的年代。人们身上充满着一股子热血劲头，一种追求思想的精神气质。那时候，新诗甚至超越文学价值本身作为一场时代大合唱中的高音部被广泛期待，而受到时代感染与民众鼓舞的诗人们，则往往会与时代、与民众之间，产生灵魂深处的碰撞与共鸣。那时人人身上荡涤着诗意，或者说人们就像诗一样活着。

那么，又是什么消解了那诗意，令曾载满理想主义的双眼，渐渐失去当年的光彩?答案是——消费主义与泛娱乐主义的粉墨登场。人们寻找诗意，是因为人不应该只生活在一个水泥建造的房子里。可是当中国人集体的渴望，恰恰只是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坚固的房子时，诗意就被流放，灵魂只剩下蜗居，中国人的价值观几乎是必然地走向消费为王和个人主义。时代的推土机于是悍然从诗意的大地上狠狠压过，此时，无论新诗或者其它思想的事业，命运就已被注定。

与之对应的是，新诗逐渐被娱乐主义收编。为这段“新诗娱乐化演义”揭幕的，当属“梨花体”的出现，尤其是《一个人来到田纳西》 ：“毫无疑问我做的馅饼/ 是全天下/ 最好吃的。”该诗为网友发现后，迅速在网络上被放大、解构与再传播，成为新诗娱乐化的代表并形成新诗“娱乐体”标准模式，随后出现的“羔羊体”几乎完全复制了前者的“走红”模式。这种诗歌娱乐化模式的出现及其一再复制，是在中国社会在网络时代泛娱乐化的具体情境中生出的一种对应模式。在全民解构浪潮中，一些毫无特点的诗句被解构与再诠释，使之具有本不具有的意义。

我们今天重读这些作品，可以通过这些个案看到诗歌面临时代剧变之下的那些潮流性因素。当新诗遭遇恶搞，高贵全被消解，新诗形象不仅被颠覆，而且激发出更多的恶搞想象，随后的“80万诗歌”事件和“裸体朗诵”等诗坛作秀事件的频发，既令诗坛尴尬地沦为秀场，也顺带完成了新诗从被恶搞到主动自我消遣的角色转换。

至此，诗歌娱乐化已无可阻挡。那些吸引公众眼球的公共话题，当然无法代替诗歌发展的自身叙事，它们毋宁说是时代强加诗歌的娱乐形象，但在这些故事背后，一个能够观察到的可以信赖的结论是，在推动这些热潮的参与者与看客心中，只有娱乐至上，只有吸引眼球，只有功利成败，只有即期商业利益或娱乐效应，而没有诗歌本身。在娱乐至上的喧嚣之下，诗歌形象客观上被娱乐事件及作秀行为所篡改并定型，所有的话题都被错置，所有的真意被忽略，在公众视野里，只剩下娱乐主义的一地鸡毛。

如此看来，新诗被娱乐至死似已盖棺定论，全民嘉年华败坏传统罪名坐定，但事情果真如此简单?(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