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频遭“先斩后奏”曝执法“体虚力弱”

近日，海南省东方市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日军侵琼八所死难劳工遗址”遭到破坏，引起了广泛关注。

今年上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开展了文物保护法执法检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路甬祥在作检查报告时感叹：“我国文物保护与利用的整体水平，与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地位还不相称，文物安全形势依然严峻。”

被“先斩后奏”的不可移动文物

近日，有网友在论坛发帖质问：“东方鱼鳞洲的万人坑纪念碑哪去了？”

据了解，网友所说“万人坑”位于海南省东方市，是“日军侵琼八所死难劳工遗址”的一部分，位于东方市气象局南侧，主要埋有死难劳工和战俘的遗骨，是东方市文物保护单位。本次遭到破坏的是“万人坑纪念碑”和日军建造的两间劳工监狱。

东方市官方回应，劳工监狱遭到破坏是由于施工单位赶工期，没有严格遵照合同的规定来施工，最终对文物造成了破坏。事发后，东方市公安局立即介入调查，将擅自施工的工人带走调查。有关部门已向上级文物管理单位汇报，查清后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对责任人进行严肃处理。

此类由施工单位对文物保护单位“先斩后奏”的行为，已经在多地频频上演。

湖南省长沙市文物局文物科科长吴文峰告诉《法制日报》记者，这种“先斩后奏”现象频频发生，开发商肯定存在一种心态——反正惩罚我的钱比我拖延工期的钱会少很多。

“文保领域太需要贯彻法制了”

从今年以来发生的案例可以发现，文物被违规拆除后，当事方往往会提出一些光鲜亮丽的说法，例如“保护性拆除”、“维修性拆除”、“迁移式保护”。

但这样的说法往往不被文保专家认可。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曾主持起草文物保护法的著名专家谢辰生告诉《法制日报》记者：“以迁移保护为例，不可移动文物，一般是不能迁移的。迁移就会丧失他的价值，有时候根本也迁移不了，比如城墙，怎么迁移？如果确实涉及国计民生，对迁移的标准也很严格。”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学者姚远补充道：“你如果说是迁移的，那你给我看当时有没有拍照，有没有对所有的构建进行编号，有没有资质的施工队，有没有详细的迁移方案，如果没有这些，那就是拆除，而不是迁移。”

路甬祥在执法检查报告中也表示，国务院有关部门、地方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普遍反映，文物保护法中一些规定不适应文物工作的需要，对文物违法行为的处罚过轻，且缺乏必要的强制措施，难以有效遏制违法行为等。

姚远理解，这种“处罚过轻”所指不应仅仅是罚款：“开发商拆掉一个文物，就拿下了这上千平米的土地，相比之下，别说50万元罚款，就是1000万元也不算贵。所以通过罚款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对于恶劣的故意毁坏文物行为，必须要通过刑事手段惩处。”

现实正是如此无奈，无论是从事文保多年的吴文峰，还是已经87岁高龄的谢辰生，都想不起一个因破坏不可移动文物受到刑事处罚的案例来。

“问题就在这儿，有些违法太严重了，作为专家，我敢说你是违法的，但是他不理你你怎么办？”谢辰生在电话里长叹一声，“文物保护领域太需要贯彻法制了。”

历史文物为经济发展让步？

2011年10月，中部某省会城市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在市区内发现了一段长约120米的古城墙。专家判定，这段古城墙历经南宋、元、明、清四个朝代叠加修建，后因地层变化，湮没于地下，保护价值极高。

然而由于城墙被发现于一个重点地产项目的工地上，几个月后，120米的城墙在各方博弈下被拆到只剩20米，盖上玻璃罩，供游人参观。

文保人士曾一智告诉《法制日报》记者，该段长城原址保护方案发布后，国家文物局、湖南省文物局均下达过指示，建议全部原址保护。但这个建议最终被淹没在项目建设的利益博弈中。

姚远告诉记者，大型的基础设施建设或者开发，按照文物保护法规定必须要实行保护勘探，长沙发现的城墙遗迹，文物部门是有责任在之前发现并进行保护的。

“但把棒子砸到当地文物部门身上可能还不一定准确，因为他们有可能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但他作为市政府的组成部门，心有余而力不足。”姚远进一步认为。

而每当遇到文物与项目的冲突时，地方政府往往都会选择让前者为后者让路。

“很多媒体来质问我们，说你们怎么会同意他们拆呢？我们真的不好回答。如果没有经济没有利益方面的东西，没有领导，没有一些所谓的专家论证，我们是绝对不会同意拆的。历史文物为经济发展让步，这是现状。”中部某省会城市文物局一名工作人员向记者感慨。

姚远认为，这种现象归根到底是城市发展模式的问题，特别是大城市，过度依赖于土地财政。这种短期的利益，冲淡了地方政府对文物保护这种长期利益的重视。

结束语

正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路甬祥所说，我国文物保护与利用的整体水平，与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地位还不相称。

一个泱泱大国，除了现在，还要有其历史，而历史的具化，建筑是最主要的表现形式。

几周内，《法制日报》记者走访了国内正在上演历史建筑“拆保之争”的几个城市，发现站在“保”一边的，是那些普普通通的市民，而站在“拆”一边的，却是按法律规定负有文保责任的地方机构和官员。

无论是历史文化名城中上演的大拆大建，还是无文保单位身份历史建筑频频遭拆除，以及文物保护单位在全国各地被“先斩后奏”的现象，地方政府的“拆”思维始终都是根子里的决定性因素。

也许，只有当更多的人不被眼前经济利益冲昏头脑，意识到人类总是“先有祖宗后有今人”，意识到“历史建筑只有一次生命”，意识到“一座城市的内涵不在于对高楼有多趋之若鹜，而在于对历史风貌有多尊重”，文物保护的现状方能真正有所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