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执法亟待提高震慑力

“南京将军山的沐英家族墓，是省级文保单位，现在成了一片别墅区，数座古墓在建设过程中被盗；镇江双井路建高档楼盘，明知地下有宋元粮仓，且国家正在进行大运河申遗，仍然当着考古人员的面强行施工破坏，当地文物部门还对考古队下‘封口令’”。说起文物违法和文物执法，南京博物院院长梁白泉表示，这些年来，因为文物违法抓过农民工、罚过施工方，但是让他们这么做的建设方和政府决策者，却没见过被处理或被判刑的，违法成本这么低，怎么有震慑力？文物执法的板子再不能高高举起，轻轻落下了。

文物执法是全国性的难题，很多省份一年也办不下一个文物案件，而江苏在全国的文物行政执法的案卷评比中，是连续多年的“状元”。江苏的文物保护一直走在全国前列，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法规最多最完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数量全国最多，第三次文物普查是全国的先进典型，新型的文化遗产如工业遗产、乡土建筑、文化线路和文化景观等都在全国作出了开创性的探索。不过与文物保护相比，文物执法仍然处于起步阶段，一些县的文化部门甚至没有文物执法机构和专职人员。

文物受到的最大威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盗墓及销赃，一个是城市建设。在梁白泉看来，与盗墓相比，城市建设的推土机，对于文物的杀伤力更大。因为担心延误工期和承担考古费用，施工中发现文物隐匿不报，一推了之的情况比较普遍。这种现象非常恶劣，但是因此而受处罚的建设方、施工方并不多，即使处罚几万、几十万，对工程来说是九牛一毛，更无法弥补文化遗产的损失。不少专家建议实行“黑名单”制，对有破坏文物劣行的企业，应该降低其资质，限制其市场行为，这样才能真正发挥震慑作用。

而地方保护主义，更是文物执法时板子举得起落不下的症结所在。梁白泉列举了几种情况：拆迁经济、卖地财政，使政府跟开发商站在一边；历史街区的保护需要政府投入，但是操作中不但不投入，反而交给企业市场化运作、资金原地平衡，企业当然希望拆得越多越好，盖得越高越好；有的是政府工程、献礼工程，边审批边施工，没手续就开工，使文物前置审批形同虚设，发现地下文物时已经骑虎难下；有时为了开发建设，将文物作为牺牲品，成片拆除历史街区……文物的前置审批权、勘探考古程序都很清楚，按法规履行程序，就不会像现在这样造成这么大的破坏、形成这么尖锐的对立。我的建议是每个城市都要制定一个地下文物的保护规划，用规划来约束那些不规范的建设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