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影响下的大众传媒

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末西方最具影响力的一种文化思潮，它揭示了人类进入后工业化社会以后精神意识方面发生的深刻变化，以批判性、丰富性和复杂性等特点冲击着人类研究的各个领域。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席卷，后现代主义思潮逐渐渗透到我国当前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产生活等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作为文化产业的大众传媒，不可避免地要打上后现代主义的烙印。“20世纪西方大众传媒的发展历程，恰恰是与现代化负面影响的逐渐暴露和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以及全球化趋势的日渐盛行相辅相成的。几乎所有的传媒没有不和后现代‘联姻’的，呈现出一派后现代主义的倾向。”①也正基于这样的认识，将我国大众传媒在后现代语境的投射和影响下出现的种种特征加以审视和分析，对其批判地汲取后现代主义的合理因素，促进自身的健康良性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回归民间的写作姿态

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去中心化”，即通过对中心话语体系的消解，激活那些被隐瞒、被掩盖、原本处于边缘地位的话语环节，使“社会从所有那些作者、创造支配性话语的知识权威们的观念束缚中挣脱出来”②。它的这种观点，不仅在文学艺术领域催生着人们对深度意义、终极价值、永恒真理的重新思索，也引发了大众传媒深层次的自我反省，开始对自身“大众性”表达和“公共性”代言的深刻反思。

长期以来，我国大众传媒的最突出之处在于它强烈的政治教化意识和道德审判功能，特别是党报党刊等主流传播媒体由于其喉舌的性质，唯政治化、强调教化成为信息传播中的不二法则，政治性新闻成为主流传播话语，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社会精英是新闻中的传播主角。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以及政府对大众媒体管理的逐渐松动，当代大众传媒的话语生成机制正在发生悄然变化：在传播的语态上，开始由自上而下的灌输逐步走向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相互沟通、交流和对话；在传播的内容上，长期被遮蔽的普通大众及其生活开始摆脱边缘命运，逐步走向舆论关注的焦点；在传播的影响力上，“众声喧哗”打破了“主旋律协奏”，以往仅依靠某一媒介的强势覆盖而“号令天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消解中心模式”淡化了大众传媒的政治情结和精英意识，使其走下高高在上的神坛，回归民间，将笔触伸向平民生活，社会草根阶层、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得以关怀。

在后现代主义消解中心话语的同时，后工业时代的技术变革进一步摘下了蒙在“作者”身上的神秘面纱。由于经济全球化、全球信息化、信息科技化的加速，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界限也不再像过去那样泾渭分明，一种集制作者、销售者、消费者于一体的新型传播关系也在孕育和生成之中。世界瞬息万变，每时每刻发生的新闻事件数以万计，一个媒体的记者纵有三头六臂，所有媒体的记者加起来数量再多，也不可能将天下的新闻素材尽收眼底。相反，一个普通大众只要拥有摄像或是数码装备，甚至只要仅仅具有一定的文字表达能力，就可以成为现代信息社会中的新闻发布者。任何个体都可以在没有把关人制衡、没有“主流”压力、没有“中心”掣肘的网络视窗上，实时地记录下来自角角落落的民生百态，并实现最真实的自我袒露、最率性的心灵表达和最诚恳的交互沟通。在这里，大众传播由“自律”转向“他律”，真正达到了“我手写我口，我手写我思，我手写我感”的极为自由境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传媒创作回到民间，走向生活，拉近了新闻和生活之间的距离感。

当然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虽然“回归民间”的创作姿态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大众传媒的表现领域，作者与读者之间界限的模糊也使得新闻自由在当下社会达到无以复加的境地，但是这些都并不必然地带来大众传媒前行发展的福音。一些所谓民生新闻节目的肤浅以及文字和镜头组接以后假新闻的频频爆出无不在反复警示：无论是作为传播中介的大众传媒还是作为新媒体环境中的作者或读者，都需要不断加强警觉意识，在积极吸纳后现代思潮合理元素的同时，审慎地把握这把双刃剑。唯有如此，当下的民生话语才能得以健康的构建和长足的发展，大众传媒才能在民生话语的言说中不断获得受众的理解与支持，不断深化节目的内涵与质量，充分发挥好媒体的舆论引导和环境监测功能。(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