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宽带利益链揭秘：网络接入服务商知假售假(2)

利益纠葛

因为深知二三级ISP的盈利模式，李云家里安装了北京联通的3M包月带宽，每月120元。这一价格确实较王大虎每月平均不到80元的4M带宽价格为高。

“3M带宽的售价之所以高出4M，根本原因就在于两者的盈利方式不同。北京联通是宽带光纤的直接铺设者和宽带服务的一级运营商，他们会将部分带宽批发给二三级ISP，二三级ISP再将其加价零售给普通网民。”李云说。

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同等服务价高者不可能获得用户青睐，所以，二三级ISP要么致力于一级ISP骨干网未曾到达的社区进行“最后一公里”的神经末梢升值服务，要么向小区物业购买独家入户权“垄断”经营，要么售卖“假宽带”——更快的网速反而更低的市场售价。

国内的一级ISP主要包括电信、联通等大运营商；而在北京，诸如歌华有线、长城宽带、方正宽带等都属于二三级ISP。

不难发现，作为ISP零售的主力，二三级ISP盈利模式上天然有提供“假宽带”服务的“囚徒困境”。

除此以外，网民购买的“假宽带”服务，也可能是“黑宽带”。

所谓“黑宽带”，即某单位购得的带宽，在完全有富余的情况下，主管带宽的高层会将部分带宽以合适价格私下转卖给二三级ISP获取个人私利。

“这种情况有一个很具体的特征，即用户个人电脑显示的IP地址(相当于互联网服务中的身份证)与外面看该用户的IP地址不一致。因为这样做的二三级ISP甚至更小规模的运营商，必须通过内外网技术将前述非阳光获得的带宽进行‘洗白’，将本来并非自己的网络带宽伪装成属于该运营商的。”李云说。

监管难题

不过，如果因此就将“假宽带”责任全推给二三级ISP也不公平。毕竟，他们无权像电信、联通一样在国内架设宽带骨干网，只能从大ISP“虎口”中批发再零售“讨生活”。也是看到这些问题，国家发改委2011年对中国电信和联通等一级运营商发起了反垄断调查。

2011年底，中国电信和联通做出的整改承诺称，将对骨干网的互联互通进行扩容。在此基础上，工信部2012年4月发起了覆盖全国的“宽带普及提速工程”动员部署大会。时任工信部部长苗圩明确提出2012年我国要实现4M及以上宽带接入产品市场占比超50%、新增光纤到户覆盖家庭超过3500万户的发展目标。

2013年初却有报道称，囿于光纤宽带投资回报周期太长、投资回报率太低，国内宽带运营商2013年将对实装率低的地区减少或停止宽带提速普及工程。

就此，工信部相关司局以及中国电信、中国联通都向媒体澄清并无“反水”之说，宽带普及提速工程也不会刹车。工信部和中国电信、联通两大“寡头”提供的数据还显示，2012年，两者在宽带方面的投资已经超过600亿元；年内新增1.93万个行政村通宽带，行政村通宽带比例从年初的84%提高到了87.9%；宽带普及提速工程实现年度目标，使用4M及以上宽带产品的用户比例超过63%。但市场针对“假宽带”及背后我国电信业的运行体制争议却未平息。

两会期间，腾讯公司CEO马化腾“一针见血”，他认为，信息高速公路应该理解为像公路、铁路、机场、电网一样的基础设施。因此他呼吁，互联网的基础建设尤其是宽带应该由国家来承建。而不要把这些交给运营商移动、电信、联通来参与：这些运营商肯定要算一笔账，设备贵、电力贵、带宽贵、光纤铺设也贵，他们会把这些成本都叠加在老百姓身上，所以造成国内工资水平比别人低，但上网资费却比其他地方贵几倍、十几倍。

知名电信专家项立刚也曾公开表示，中国大规模的光纤宽带网路建设，仅靠运营商不现实，国家要投更多的钱。

而在移动、电信和联通三大ISP看来，几十年来，电信基础设施确实是由国家来建，但国家也肯定要有具体的承建主体，最终还是三大ISP而不可能交给社会企业。

或许，正是如此环环相扣的利益链，导致“假宽带”最终破题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