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电信改革前瞻：复杂形势空前

在2013年的最后一个月，工信部以罕见的工作效率，对中国的电信政策进行了乾坤大挪移。

12月4日，正式发放4G牌照；12月22日，调整网间结算资费；12月26日，发放首批移动通信转售业务许可。

可以说，这三个政策中的任何一个，都会对中国的通信市场产生意义深远的重大影响。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在同一个行业内，如此密集地进行如此重大的政策调整，这在整个工信部乃至信产部的历史上，都是非常少见的。

为什么会少见？

是因为政府效率慢吗？不是，其实并不慢。

关键在于，每一个重大的政策调整，都会给行业生态带来巨大的冲击，并需要一定的时间与市场来进行缓冲，并为新政策可能带来的短期阵痛和长期隐患，留下足够的适应时间与试错空间。

一旦多个重大政策重叠，就可能导致两个问题：

1、对行业生态的冲击被几何级数放大，对现有产业结构的破坏可能产生叠加，期望的目标结构也可能因为政策之间的相互影响而出现变形；

2、对行业主管部门来说，新政策的效果评估，乃至后续的政策跟进也受到干扰。

很简单，此时很难判断一个好的变化，或是坏的变化，是由前一个政策，还是后一个政策引发的，或者说，两个政策的各自影响比例有多大？

此时，已经难以对政策效果进行定性与量化，自然，后续政策该深入推进、稳定观察，还是果断刹车，都失去了原本应该清晰的参照系指标。

那么，为什么这一次把三个政策都叠放在了一起呢？

如果仔细分析，其中其实多有不得已之处。

1、4G发牌不可能再早，因为中国主导的TD-LTE产业链仍未足够成熟，过早发放弊大于利；但也不能再晚，因为一旦拖到2014年，缺少本国支持风向标的TD-LTE，就有可能错过全球的LTE建网窗口期，也无法与LTE FDD的国内建网拉开时间差。

即使不考虑这些因素，在2012年底，工信部部长苗圩“大约1年后”发牌的时间表，也让工信部的4G发牌时间不会再有大的前后变化。

2、已经酝酿较长时间的网间结算调整，其核心作用在于平衡4G发牌之后，三大运营商的主体利益格局。

如同我此前的分析，它是一个零和的手段，本身不会增加或拉低三大运营商的业绩总和，只会在行业内部达成利益的再分配。详见文章《网间结算新政逻辑》，您可以关注科技杂谈（keji_zatan）并回复数字182查看。

因为4G发牌方案更偏向中移动，为了避免市场的进一步失衡，并确保联通和中电信业绩，避免影响信息消费战略、宽带国家战略、电信行业营改增试点等事关全局的大政，所以网间结算调整不能与4G发牌间隔太久。

事实上，两个政策之间相隔18天出台，尽量淡化彼此影响，或许已经是多方博弈的结果。

3、至于移动通信转售许可，作为中央要求的，推动民营资本进入基础电信行业的，工信部2013年的重要任务之一，显然必须在2013年结束之前有一个明确的结果。

民资进入基础电信，可以说打开了一道大门，充满无限可能，加上民资态度较预期踊跃，参与者太多,为了避免未来的市场混乱，影响产业与公众，政策的出台一直在不断补充与修正。

可以说，再在工信部工作会召开前的最后一天发放牌照，这已经是工信部所能给出的，最长的政策与市场准备时间。

同时，此前已有14家企业和16家企业，分别与联通和电信签定商业合同，有17家企业与中移动达成合作意向（即使考虑部分重合，实际企业也超过20家）。

在外界普遍认为工信部更多只是“走流程”的情况下，工信部选择了只通过11家企业，而不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一体放行。而且据我所知，被打回的企业也都不是蓄意刁难，而是就具体确实存在的问题发回补充，在进一步的查缺补漏之后，新一轮的发牌也不会等待很久。

从这些细节来看，工信部是非常认真、负责任的。

当然，不论有怎样的客观原因，集中的政策出台，必然产生很多复杂的产业变量。

比如，不同运营商之间的网间结算政策，可能对不同转售企业的竞争产生连锁反应。

比如，4G发牌的影响，与移动转售的影响，可能在市场中形成重叠与衍变。(责任编辑：韩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