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诉讼：状告中国移动

在我的2010年个人博文创作中，有这样一类作品颇值关注：它不仅仅是宅在屋子里纸上谈法，而且将闭门造出来的私家车开出去遛遛，并保证有证驾驶，绝不违章。虽然有时候也忽忽悠悠开进了法院大门，甚至顾不得那里也发生着的交通拥堵，乘着电梯疯疯癫癫地窜至法庭的房间，但千万不要以为这是在顶风酒驾、玩命醉驾。要知道，在中国宪法面前，我的头脑总能时刻保持着百分之一个亿的清醒。在我常新的记忆里，我的母亲在36年前给了我第一次生命，我的母法大约30年前就慷慨地赋予了我一大箩筐的基本玩具——不，是基本权利，而那时我才刚满6周岁。所以，从内心深处，我一直纯朴地以为人权无需斗争即可贴心附身，法治不要呐喊就能普照神州大地。谁料，母法遇到了公权，私权陷入了深渊。

对此，我几次主动以案件当事人的身份亲身经历过。2010年又恰好是我“十一五”期间确立的“状告中国移动年”，也是个人科研性诉讼史上的第二次高潮，意思是，怀揣法治梦想，珍惜中国现有司法资源并适时合理利用，以起诉中国移动作为权利的公力救济个人样本，对中国法律的实施现状尤其是中国司法的过程，进行个案介入式调查研究，实时跟踪观察记录，撰写私密性和公开性思考成果，并就后者通过各种媒介向不特定群体广泛传播，以期对权利斗争与实践、法治呐喊与弘扬作出微薄的影响性贡献。

事实证明，这一科研性诉讼的维权模式是可行的。就状告中移动上海公司的个案而言，我先后就民商事实体法与程序法、法治与人权的法理问题等撰写并发表了10余万字的文字作品。这种理论和实务相合、思考和行动对接的博文，无疑是我2010年博客作品的又一特色。如果说，以《感谢法》和《道歉法》为代表的“民间立法：讽喻社会万象”是我2010年特色博客作品的NO.1，那么，以“科研诉讼：状告中国移动”为主题刊登的博客作品就可以列为NO.2了。今天推出“2010土生阿耿特色博客作品TOP20”之系列（2）。

科研诉讼：状告中国移动

年逾20岁以来，我一直呆在法学院，从山东到上海，从上海到北京，一霎也没有离开，距今也有整整15年了。这么多年来，陪伴我最多的不是恋人、情人、爱人、家人……，而是宪法、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几乎日夜厮守。屋内，纸上，金科玉律，美轮美奂；屋外，纸下，又是一番什么景象呢？

2010年年初，在经历了一个多月的折腾、叫板及有关领导私下磋商、内部研究之后，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终于在收下我的起诉状之后的一个月（中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为7日）立案了。这就是我状告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上海有限公司的两个案件，我和我的代理人将其性质界定为“科研性诉讼”，即以调查研究的科学研究状态进入到民事司法程序的角角落落。每一个动作、每一次电话、每一个眼神，不单单是正义的轰轰烈烈的维权斗争，更是一项严谨的踏踏实实的学术研究。2009年年底，已有《尝试着起诉了中国移动》、《小标的大权利》、《想去法院告进德》、《论“只收状子不立案子”》等相关博文，但2010年也有《必须，必须，必须回避》等后续作品，在此，选取代表作《中国移动，我非告不可》和《绝对不服：我的一张上诉状》两篇。

《中国移动，我非告不可》，全文一万字，一气呵成于2010年3月21日，主要描述了我状告中国移动的来龙去脉，诉说了我作为VIP贵宾客户在中国移动的系列侵权遭遇，最终得出了“我火了，火了，火了，我告了，告了，告了”的结论，一句话：非告不可，“不管输赢，告了再说”。此案受理和此文发表后，《法制日报》、《上海法治报》、东方广播电台、《方圆》杂志、西班牙经济观察报等国内外媒体及各大网络传媒纷纷给予关注报道。其中，《法制日报》先以“感恩节短信群发功能被锁，中移动上海公司被指侵权”为题作出首家报道（记者李立），后以“阻截垃圾短信焉能殃及无辜用户——运营商屏蔽群发祝福短信被诉违约 用户质疑”为题作出后续调查报道（通讯员陈颖婷、金玮，记者刘建）；《上海法治报》以“群发祝福短信受租，大学老师两次起诉电信运营商”为题加以关注报道（记者叶文娟），东方广播电台“东方大律师”栏目则以此案为话题，邀请上海大学顾俊教授和律师嘉宾进行了讨论，节目主持人对我以案件当事人身份作了电话连线交流；《方圆》杂志则在2010年第7期“人物专访”栏目对此案作了全面报道并和我进行了对话访谈交流；西班牙一媒体记者则通过他的中国助理找到我并采访此案；还有大量网络传媒业也纷纷刊登转载纸质媒体及我本人的相关作品。我相信，这些和我完全素不相识的关注者，都是对中国法治充满期待的实际奉献者，理应受到社会的尊重。(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