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骚扰电话最大的难题在哪(3)

对此，项立刚持相同观点。他认为，宪法赋予公民通讯自由权，反过来监管部门也很难干涉电话销售平台拨打电话，且电话推销本身也是一种提供服务的行为，对于运营商而言，它无法确认在某一个特定时期内，用户是否需要他们推销服务，虽然在用户不需要时的推销会被认为是骚扰，但一旦用户当时需要，则属于提供服务。“所以，一方面运营商无法确认用户是否需要；另一方面用户也难以证明向其拨打的电话确实对自己造成骚扰，这是治理骚扰电话最大的难题。”项立刚说道。

仅靠电信行业规范很难治理骚扰电话

“如何定义骚扰电话，是治理这类问题的关键。但目前来看，短期内恐怕很难作出定义。”项立刚对法治周末记者称。

董毅智则认为，除了催收以外，大多数骚扰电话的目的在于推销产品，故可将骚扰电话的类型区分开，不能笼统地定义何为骚扰电话，应当分别由不同行业建立罚则来规制、治理。

“例如，在私募基金行业，依照金融行业相关法律规定，私募基金从业人员若向其他公众拨打推销电话，本身就是违法违规行为，只能联系私募基金公司自己的客户；在保险行业，内部管理规定对于哪些电话必须拨打、哪些电话不得拨打以及哪些电话可以拨打都有规范，而且电话号码的来源也应是合法的。”董毅智进一步说道，“此外，另一类骚扰电话是触犯刑法的，如诈骗、淫秽和恐吓等，这类电话自然会交由公安司法机关进行侦破。”

董毅智称，涉及到通过技术手段进行骚扰的，如“呼死你”、虚拟网络拨号等，虽然都是为各类骚扰电话服务，但由于涉及到技术层面，所以可通过电信行业内部监管来约束，而对个人电话的骚扰，可通过完善治安管理处罚法来规制骚扰行为。

在葛健看来，骚扰电话绝大部分是商业广告，商业利益的驱动是根本原因。所以，整治骚扰电话不能仅从运营商入手，还应对骚扰电话的源头，即骚扰电话拨打者，进行控制和处罚，并加强对网络电话服务平台的管理。但目前，在具体执行和司法取证层面还存在诸多困难。

董毅智也认为，骚扰电话给手机用户造成的实际损失很难量化，执法部门很难权衡执法成本和骚扰电话带来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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