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的西北农村应用 不妨研究“黄羊川模式”(2)

（二）文献及理论分析框架

一、文献回顾

在利用传播技术促进社会发展的研究中，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者已做过许多尝试和实践。其主旨是在西方工业化道路的框架下，在第三世界国家发展进程中赋予大众传播巨大的促进作用[1]。然而，随着发展中国家引进西化模式的破产，大众传播在促进国家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也一度引起学者们的质疑。经过困惑、反思和思索后，一些学者提出了“新的发展观”。对比新旧两种发展观，新的发展观更加强调发展过程与特定社会结构的关系，认为传播媒介的动员作用，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基层社会组织进行的。这时候的研究多脱离抽象理论研究，更多地关注个案研究[2]。另外，许多学者从批判的角度对西化模式的发展理论予以了否定，从不平等的发展环境等外部因素解释了落后国家被殖民和掠夺所导致的落后的原因。批判理论并没有向人们开出解决落后国家社会发展的真正药方，但是，在使人们相信不存在任何一种普适的发展模式方面是有贡献的。

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大众传播媒介受众调查，是中国传播学理论的学术视野下开始的应用研究，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成果[3]。90年代之后，一些以中国农村大众媒介与社会发展的研究开始进入人们的视线，一些专题研究也陆续出现[4]。这些研究丰富了国内传播学的研究，为传播学的深入进行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并成为传播学“本土化”一个重要的切入点。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已有研究存在的不足，如现有的实证研究成果还基本上处在积累原始资料的过程，暂不能从中抽象出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有深度的理论，从传播与人的现代化观念着眼的研究比较多，对影响传播发挥作用的社会影响因素涉及不深。

二、理论分析框架

传播技术是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影响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传播技术必须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形成合力，才能共同促进社会发展。古浪农村社会的落后表现在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经济基础薄弱，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恶劣，与外界信息沟通阻塞。当地农民受教育水平低，思想保守、创新意识匮乏，官本位严重。这些现象需要研究者从本地特有的社会发展水平入手，考察各种因素与传播技术如何互动、如何影响当地社会。有鉴于此，研究框架需要从以下层面来考虑：

制度层面：既包括国家宏观制度，也包括地方政府的支持环境。对前者而言，“西部大开发”以及“构建和谐社会”是西部农村社会发展的宏观制度背景。在这一宏观背景之下，考察当地政府对传播技术的支持、协调与互动，是本研究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