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造假者付出“付不起的成本”不能纸上谈兵

全国两会期间，“打假”再次成热门话题。除了政府工作报告连续6年将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列入年度工作重点外，在3月5日的“部长通道”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张茅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将“实行最严厉的惩罚”，使假冒伪劣制造者“付出付不起的成本”。张茅这一表态让人充满期待：我国对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最严处罚，是不是要呼之欲出了？

公众苦假货久矣。这些年，冒用、伪造他人商标、标志的产品，冒用他人特有名称、包装、装潢、厂名厂址的产品，冒用优质产品质量认证标志和生产许可证标识的产品，以及各种各样的伪劣商品，充斥在老百姓生活中，让相关企业的利益损失惨重，也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权益，严重干扰了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让“中国制造”的国际形象蒙受阴影与损失。它们如同过街老鼠，人人都在喊打，不少有识之士也早就在呼吁国家实行最严厉的惩罚。

实际上，早在2013年5月，国务院召开的一次全国电视电话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就指出，要重拳打击违法违规行为，让不法分子付出付不起的代价；2016年5月11日，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建立企业黑名单、惩罚性巨额赔偿等制度。

国务院在2017年1月发布的《“十三五”市场监管规划》，明确提出探索惩罚性巨额赔偿制度；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依法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违法行为，让违法者付出付不起的代价。这些都可以视为使假冒伪劣制造者“付出付不起的成本”的国家态度、顶层依据。

使假冒伪劣制造者“付出付不起的成本”，确实不能再等。多年来，假冒伪劣商品层出不穷、打而不绝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利润太高，违法成本太轻。国家质检总局原副局长刘平均曾透露：“前几年我负责打假执法分管的时候，曾有销售白酒的电商告诉我，假冒茅台50年陈酿，利润比贩毒还高！”“对于假冒伪劣犯罪分子，10次你抓住了9次，有1次没抓住，他们都能牟取暴利。”这就不难理解制售假冒伪劣案件为何多是惯犯、累犯所为了。

马云也曾公开表示：“目前法律体系的滞后对假货行为构不成威慑，也为权力寻租留出了巨大空间。”我国法律规定，制假售假案值5万元以下没有刑事责任；5万元以上的顶多判7年。这是20年前的法律和10多年前的司法解释，严重脱离实际，结果是今天99%的制假售假行为不了了之，200万元的案值罚20万元，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却无人真打。

只有提高了制售假冒伪劣的违法犯罪成本，付出付不起的成本，他们便不能东山再起。在英美法等国家，让制售假冒伪劣者“付出付不起的成本”的办法之一，就是实行惩罚性巨额赔偿制度。如1999年，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被加州一法院裁定，向两名妇女和4个孩子赔偿49亿美元，理由是该公司明知油箱存在问题，但为了利润却不进行修改。而我们对制售假冒伪劣的处罚，有可能只是隔靴搔痒，难以产生遏制作用。

要使假冒伪劣制造者“付出付不起的成本”，我们的惩罚性巨额赔偿制度必须尽快建立并实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消费欺诈虽作出“假一赔三”的惩罚性赔偿规定，但与高企的维权成本相比，这些补偿远远不够。何况“假一赔三”远远称不上惩罚性巨额赔偿。如今打击假冒伪劣，是到了创新制度的时候，比如巨额惩罚制度、内部举报人制等。(责任编辑：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