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码乱象追溯码始登场(3)

也就是说，不加入药品电子监管网，药品生产企业将失去招标资格。这种被称为药品电子身份证的监管码在推行过程中也受到了部分药企的抵触。因为要给药品贴上这种标签，要增加人手进行手工操作或者是对生产线作出相关改造，增加了药品生产成本，降低了生产效率。

吊诡的是，此次药品电子监管网的支持单位亦是中信21世纪（中国）科技有限公司。与国家质检总局推广的电子监管网略有不同的是，此次赋码企业需要交纳600元费用，300元由政府支付，另外300元由企业支付。

在推广各种电子监管码时，各部门无不以食品、药品安全生产形势严峻为由，称电子监管码是加强信息化监管的一种手段。然而，中国食品药品安全问题频发，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制假造假者的违法成本过低，推行电子监管并没有抬高违法成本，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生产企业的守法成本。

可疑的监管码

事实上，作为一种技术手段，数码防伪优缺点并存。而其防伪效果受众多因素影响，如果查询率过低，其防伪作用十分有限，甚至起不到防伪的效果。

对于消费者而言，电子监管码更是意义不大。 “肉、菜、食品这些日用品，他们只需要知道这些产品是安全、放心的就行了，没有必要一一追溯其来源。”周泽说，从法律层面看，行政部门强制推行的各种电子监管码都于法无据。无论是翻开《产品质量法》还是《食品安全法》，法律并未规定产品需要赋印各种电子监管码。《食品安全法（草案）》经过第二次审议之后，电子监管码制度最终被删除，国家不再强行要求食品、家用电器、化妆品等产品加贴电子监管码，防伪和电子监管重新回归市场，成为企业的自主行为。

周泽认为，相关部门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将其以抽查为主要方式的产品质量监督检查职责转移给消费者，由消费者去查询从而实现对产品质量的监督，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通过这样的方式进行产品质量监督。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2007年前后，正是国家质检总局大力推广电子监管网之时，随后河北的三鹿奶粉事件被爆出，一些问题产品竟然都是“国家质量免检产品”。事实上，食品药品安全问题的核心不在于产品有没有电子身份证，而在于它从田间地头到消费者餐桌，生产流通的各个环节有没有出现问题，各个执法部门是否履行了监管职能，对不法行为的查处打击是否到位。

这些道理都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各种电子监管码推行几年来，一直受到各个行业的质疑和反对。但大多数企业被赋码时虽多有怨气，却很少有明确公开的反对。个中原因，周泽认为，在于政府部门的选择性执法。从质检部门推行的“产品质量电子监管网”到工信部门推行的“绿坝”，再到最近出现的药品电子监管码和肉菜追溯码，无一不是通过部门立法赋予权力，强制推行某一种东西，存在明显的限制和排除竞争行为。有的部门还公开表示，将对不参加其监管码的企业产品实行重点检查，其中暗含的权力逻辑令人生畏。

政府该如何保证消费安全？

“作为一种监管技术，给产品打上电子身份证，其本身并没有问题，问题在于，行政部门的这种行为背后有没有利益驱动，增加的成本由谁来承担？ ”在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杨伟东看来，政府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制定规则，营造更公平的环境，并保持中立客观的立场，它应该和这些企业之间没有利益关联，只有这样，其行为的正当性、合法性才不会受到质疑。在成本分担上，不管政府和企业如何分担成本，最终为这种监管手段埋单的可能还是消费者，如果经过充分的论证，的确为了公共利益，有必要推行，应该降低成本，引入公众监督，而不应该让这件事成为政府部门的牟利之手。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教授曾经多次参加监管码的论证，“为什么这么多部门热衷搞这个东西呢，因为这个东西有很大的欺骗性，欺骗消费者，欺骗上级部门。条形码都能作假，怎么可能监管？各个部门可能借监管码去牟利，但却解决不了实际的问题。”郑风田说，监管码要发挥作用，必须有一定的前提条件：社会的诚信度很高；流通的中间环节很少；监管又十分有力。在我国，从田头到餐桌，几十万家小作坊，2亿多小农户，有各种各样的环节。实施监管码成本太高，中间任何一个环节作假都没法控制。比如瘦肉精，它里头各种各样的防疫卡，这卡那卡掏了钱就可以买到。

从已经暴露出的恶性食品安全问题来看，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还停留在低层次作假和添加剂滥用阶段，监管工作的核心问题是打假。“北京市有地方居然卖五六块一只的烤鸭，这种鸭都是臭的，居然没人去管。你现在不管这个，还去推什么监管码，不是自欺欺人吗？”郑风田说。

在他看来，各部门没有管住核心的东西，而是搞一些技术性封皮，不排除一些部门拿监管码作为部门利益化的载体。不光是监管码、追溯码，还包括现在各种各样的认证，各个主管部门下面都有认证的机构。认证要收很多钱，至于这些企业是否按认证的要求严格执行，没人去监管。比如现在搞的各种各样的无公害认证，绿色食品认证，这些认证的都是部委下面的机构，至于发了证之后，有没有去跟踪这些企业，是不是按照认证的要求，它根本没有力量监管，它只管认证收钱，如同卖文凭一样。

长期以来，某些政府部门习惯了这种收费式监管，其实是追求个人利益、部门化利益。一说到监管，就想到收费，让企业买码承担费用。由于缺乏相应的问责机制，监管部门想当然地认为，有了追溯码，坐在办公室就能查出来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实际上不可能，消费者也不关心。问题的症结在于一些部门的懒政，如果平常下去做了工作，哪个环节出事马上就找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