琼瑶“尊严死”公开信引发思考：如何和亲人谈论生前预嘱(3)

在中国，目前有少数一线城市的医院配备专业的医务社工提供生前预嘱的心理辅导，主要致力于减轻晚期癌症患者的苦痛，给予心灵慰藉，使其获得尊严。那亲人的意愿会不会绑架生前预嘱的决定？这取决创立遗嘱是否与家人沟通，并获得共识和认可。在作出重大决定时，病人的意愿最优先，不必猜测或迁就他人的想法。

然而在临床上，如果有医务人员的支持，往往会发现情况比想象的好。医务社工创造舒适、包容的对话环境，不会太仓促，也不会考虑是否麻烦，都会抱着慷慨接受的意图去听和接受讨论内容。人们可能对于自己关于未来的生死决定的喜好不是很确定。有一个有知识、值得信任的医生和社工探讨这个话题，可以帮助个体去思考他们有什么选择。

在了解病人的选择后，家人在第二个阶段才会参与讨论。医务社工会引导家人了解疾病及治疗的信息，创造与他人彼此支持的氛围中分享经验，找到和家人有效的沟通方式，并且利用咨询服务解决家属的情感问题。这些可以让家人更乐观的处理危机，让临终关怀少些困扰和过度忧伤，恢复对生活的控制感。如果儿女不知情，或者相关介绍太模糊，就不会知道应该怎么做，情绪上也出现抵触心理。

作为亲人，怎样才能尊重病人的生前预嘱？

老人在生前遗嘱中表达的愿望是否得到遵守，很多时候取决于遗嘱执行时的环境。疾病进程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医生在一位患者是否进入疾病晚期的问题上，谨慎的下结论。病人和家属都需要明白，当一份生前遗嘱拟定并签字之后，所有意愿不太可能顺利长期的起作用。重症加护病房里，医生争分夺秒，做决定的时间很短。

在那种时间以秒计算的环境下，了解并遵从病人对于生命支持治疗手段的希望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目标。由于生前遗嘱是为了患者没有能力传达意愿，以及需要医疗干预时，才能生效的文件，很可能在病人不能预知的状态下被执行。所以，生前遗嘱成为一种个体应对危机状态的手段，但不是解决所有难题的万用良药，这种难题在生命末期的护理中会经常出现。

请想象一下，一个濒死的老人躺在病床上，周围围绕着亲人和朋友，大家都做好了听其自然死去的准备。但是，当这个人开始呼吸困难时，目睹这一死亡过程的人，可能会产生要做点什么来减轻患者痛苦的冲动。如果一时冲动按了紧急救护铃，就会导致这位濒死的患者被医护人员连接上生命支持的设备，生命的最后一小时或几天在最后变成了一场危机。

这对于每一个家庭来说都是痛苦的决定。对于不希望接受紧急救护或者其他挽救生命的干预措施的病人，需要确保医院已经知晓有效的生前遗嘱，并且被医护人员看到。患者在去世前，有权利在任何时候改变已经做出的决定和选择，完全用不着迟疑和难堪。另外，指定一位“代理人”是必要的，全权委托他/她在病危的时候作出决定。

作为亲人，接受死亡必然的事实需要时间。随着时光流逝，等丧失的强烈反应慢慢平息。这种哀伤的情绪远不只是伤心，更是对即将离世的亲人有过的亲密生活的缅怀。而尊重病人的意愿，其实也是对他们最大的祝福。(责任编辑：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