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武侠作品的法治声音(3)

尽管这些措施有反法治的一面，但这可视为一种民间法资源，是江湖中普遍奉行的争端解决机制。法学家艾利希强调“活法”理论，强调“活生生的法律”，这些江湖规矩其实就相当于当时的纠纷解决机制和活法资源

法之理在法外，法律立足于人性之上。故而霍布斯的《利维坦》第一章以人性开篇，商鞅等法家莫不从人性之恶进行理论建构。

金庸武侠小说自成一个世界，有它自身的逻辑架构、生活方式，这小说世界并非乌托邦，在深层心理中映现着国人的普遍生存体验，甚至也是一种普遍人性的呈现。生与死的较量，善与恶的对立，恩与怨的交替，男与女的纠缠。

在江湖极端的生存状态下，有人性更淋漓尽致的表演。萧峰的悲壮，段誉的灵秀，小龙女的高洁，左冷禅的冷酷，岳不群的伪善。《笑傲江湖》的残酷，《鹿鼎记》的荒谬，《连城诀》的暗黑，呈现了人性最好的舞台，也对理解制度建构的人性思辨更有深度。

当然，金庸武侠中也呈现了很多反法治因素，例如青天人治、无视制度；暴力戾气、不守规则；不遵程序、正义异化；权力斗争、阴谋横行，二元对立、非黑即白、过于极端；背离常识、耽于幻想、缺乏理性。

血亲复仇、私力救济之类归根结底是一种反法治纠纷解决机制。但也是从反面论证了法治的可贵。或许，金庸通过一个血腥的江湖警醒世人，只有以法为剑，才能笑傲江湖。能够主持正义的，不是侠客，不是青天，而是注重人权保障和程序正义的现代法治。

(作者系湖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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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及作者信息：本文作者为湖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蒋海松，原文刊登在第443期《法治周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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