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四重门击穿我国文物保护漏洞

文物失窃、明显笔误、隐秘谋利，这被舆论讥讽为故宫的“三重门”。只是，故宫至今不仅没有穿过这三重门，18日又被爆出“解雇门”——因怀疑泄露建福宫修建豪华会所的机密是内部人所为，建福宫下属的北京故宫宫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开除了所有员工。

5月18日，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来到东城区景山前街4号，拟探访经营建福宫“顶级富豪私人会所”的北京故宫宫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这里是其注册所在地。但此地已戒备森严，无法进入。可查阅到的办公电话一直处于忙音状态。同日，法院办公室了解到，故宫展览文物失窃一案将很快进入起诉审讯阶段。

随着舆论的发酵，焦点已经不是问题有哪些，而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人防技防不如心防

故宫原本是戒备最森严的封建皇帝宫廷，现在则是收藏着180万件文物的文化宝库、万人景仰的国宝收藏地和游览地，安防水平也被寄予厚望。但5月8日居然被偷盗嫌疑人石柏魁轻易突破，令人震惊。

根据北京市公安局后来出具的安保评估报告，故宫大部分摄像头和报警器是没有经过正规程序购买的，存在严重缺陷，遇到雨雪天就失灵，这个情况已经持续几十年。失窃当天恰好下雨，故宫电子安保系统全部失灵。对此，故宫通过微博(http://weibo.com)回应称，这个情况还会有，正考虑更换一些新的设备。

“人防技防物防不如心防。”著名刑侦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在接受，单纯的技术防范，在20世纪50年代的欧美已经结束。观念预防，即以心防为主。人们在想，故宫是收藏国宝之地，必然是各种技防硬件汇集之处。但事实证明，最有效的防范，不是软件，而是心防。

“现在很多重要博物馆、文物展览场所，还是一台应急灯、一根橡胶棍的落后状态。这不是因为没有资金投入，而是从上到下没有重视起来，对国之瑰宝，缺乏足够责任感。”北京安顺安防公司副总经理刘立人向。

曾参观学习过故宫安防工程的刘立人认为，现在的安防工程，往往只注重程序安防——都设计了比较完善的安防预案，但忽视了效果评估——往往很少进行演习，发案后的快速应对预案失效，操作者也缺乏必要培训和知识更新。

据他了解，2009年以来，博物馆安全案件呈现反弹趋势，其中大部分发生在安保设施严重缺乏的二三级博物馆和民办博物馆内。新中国成立以来，故宫一共发生过6起盗窃案，其中5起已经破案。“这5起中就有4起是盗窃时未遂的，安防系统还是发挥了作用的。”

文物场所运营有待创新

针对失窃事件，故宫曾辩解称，安保经费不足。但是另一厢，故宫的建福宫却成了“顶级富豪”的“私人会所”。

海淀工商分局相关资料显示，2005年，故宫文化服务中心(甲方)与香港益诚投资有限公司(乙方)，成立合作经营故宫宫廷文化公司。乙方提供700万元资金作为合作条件。故宫宫廷文化公司2009年年检报告书显示，该公司的经营状况为亏损。

更有权威媒体探访了香港益诚投资有限公司在港办公地，称该公司没有办公室，仅在一块列有约20家公司名称的牌匾上写有“益诚投资有限公司”字样，被猜测为皮包公司。

本周，网友“不要脸爱面子”不断爆料，证实建福宫确已“沦为”“顶级富豪私人会所”。这名网友18日下午公布了部分参加“顶级会所”开幕典礼的富豪名单，其中包括许多知名企业家在内。

18日“解雇门”爆出后，很快出现了一名自称是刚刚被解雇的北京故宫宫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员工的网友“星爷＿你愿意信就信”，此网友用“有走的有休假的”来回应“不要脸爱面子”关于建福宫是不是开除或清退或劝退了几乎全部员工的问题，并以“互相不要脸爱面子”暗指对方背后都有利益集团在指挥控制。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与文物相关领域的全国政协委员对，这一事件暴露了文物保护管理体制的弊端。“目前的文物管理是条条管理、块块管理、条块分割。”

他曾调研发现，文物遗产常常由文物部门、建设部门、旅游部门、宗教事务管理部门、林业部门、土地管理部门和环保部门等分头管理，之间的职责关系的界定和安排模糊，有些是相互重叠或交错的，而且彼此之间也没有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即使是故宫这样的“副部级单位”，也条块分割严重。

“这导致各有各的利益需求，相互扯皮、相互制约和互不买账，直接导致在国家遗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置上混乱。”上述全国政协委员表示，至今没有主要官员出面澄清“三重门”的问题，正说明这一点。

“在过去10多年中，每年全国文物保护的专项资金投入2500万元，总共投入了2.5个亿，这笔资金即便全部用于大遗址的保护，也是杯水车薪，这也是很多文物场所自办经营实体的重要原因。”上述全国政协委员认为，故宫应参照法国卢浮宫的运作模式。

据悉，卢浮宫的预算开支每年都超1亿欧元，其中国家拨款占71%，自营资金29%。自营资金包括门票收入、博物馆内各种营业摊点收入、场地出租费和外部赞助金。此外，卢浮宫通过参展等文化交流的方式，积极向外输出品牌，获得收益。

上述全国政协委员进一步建议，作为最受瞩目的大型文物场所，故宫应该建设必要的信息公开制度，发布文物保护和利用的具体规划，接受人大和社会公众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