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驾入刑解释权引争议 司法自由裁量或导致腐败

谁有权解释“醉驾入刑”？

最高法副院长张军要求醉驾入刑应慎重，媒体称该法条不宜由最高法院出台司法解释厘清。

今年5月1日，刑法修正案（八）正式施行，其中，关于“醉驾入刑”的规定因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而广受关注。全国各地交管部门纷纷出警，开展打击醉驾行动。各地“醉驾入刑第一人”经媒体报道，亦陆续进入大众视线。

5月9日晚，知名音乐人高晓松北京街头醉驾撞车被拘，更是将舆论的关注点推向高潮。

5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指出，各地法院不应仅从文意理解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认为只要达到醉酒标准驾驶机动车的，就一律构成刑事犯罪。

张军的声音迅速被解读为“醉驾未必入刑”，引发社会各界热议。

争论的焦点是：“醉驾入刑”的司法解释和标准应由谁来制定？附带条件的“酒驾入刑”会不会助长执法不公？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各地法院具体追究刑事责任，应当慎重稳妥，不应仅从文意理解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认为只要达到醉酒标准驾驶机动车的，就一律构成刑事犯罪，要与修改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相衔接。根据刑法总则第13条规定的原则，危害社会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

焦点一 涉及立法本意的法律解释权归谁？

分析媒体、网民对“醉驾入刑”问题的讨论，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涉及立法本意的法律解释权到底归谁？

记者认为，这一问题必须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立法法第一节立法权限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而立法法第四十二条规定，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包括以下几种情况：（一）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二）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从这个角度分析，对刑法修正案（八）“醉驾入刑”的“标准理解”无疑应当出自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

《中国青年报》署名评论也认为，对“醉驾入刑”条款的理解直接涉及法律条文的本意。显然，它已经属于我国立法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也就是说，无论从情理还是法理而言，都不适宜由最高法院出台司法解释进行厘清，而应由立法机关自身来释明法意。

在记者看来，从立法阶段就开始的“醉驾入刑”要不要有情节轻微、严重之分的大讨论，实际上体现了当前法治化进程仍在逐步深入的过程中，法律和执法衔接的可操作性问题。但在执法层面百分之百地忠于立法时，立法机关的本意是最重要的，这关系到从基层民声上升为国家意志——法律的过程的神圣和严肃性。

焦点二 附带条件会否助长执法不公？

这场大讨论引发的第二个追问是：司法自由裁量权究竟应当有多大，附带条件的“酒驾入刑”会不会让法律变成橡皮筋，会不会助长以言代法和执法不公？

《新华每日电讯》刊登署名评论认为，如果醉驾入刑与否要视情节、后果而定，那么在现实国情下，所谓情节和后果极可能异化成权力和关系，视情节、后果而定极可能异化成视权力大不大、关系铁不铁而定，甚至视执法者的脾气、性格以及当时心情好不好而定。如此，那些有权的、有钱的以及社会名流们很可能成为受益者，不知会滋生多少弄虚作假、徇私舞弊，“醉驾入刑”的公正性将大打折扣。公正是法律和司法的第一要义，公正性丧失显然比耗费更大司法成本的后果严重得多。

著名刑法专家、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高铭暄认为，在参与刑法修正案（八）的前期讨论中，是否将醉酒驾驶列为刑事犯罪有很多争议。反对者认为打击面过大，喝酒的人因为一次醉驾就获刑太过严苛；而支持者则认为醉酒驾驶有一定的危险性，如不加制止地放任，可能造成更大的混乱和伤害。最终，立法者更多地采纳了后者的意见，且对危险驾驶罪没有规定其他附加条件。(责任编辑：谢东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