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退出强拆 公民多了一条救济渠道

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对正在审议的行政强制法草案，怎么关注都不为过。作为规定公权力与公民权利关系的重要法律，六年内四次审议已经凸显了它的意义。

政府法院都要树立有限思维 4月22日 范正伟

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对正在审议的行政强制法草案，怎么关注都不为过。作为规定公权力与公民权利关系的重要法律，六年内四次审议已经凸显了它的意义。在第四次审议中，媒体对“政府拆除违建禁请法院帮忙”的格外关注，可谓见微知著、意味深长。
在四审稿中，将三审稿中“行政机关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改为“行政机关依法强制拆除”。这是一种减负，也是一次切割，其背后则是理念的进步、常识的还原。

京华时报一评

其一，司法是被动的，不能动不动把法院推到第一线。记得在总结瓮安事件教训时，贵州省原省委书记石宗源曾讲过，不要动不动把公安机关推向第一线。对法院来讲，同样面临这个问题：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往往把法官看成官员的自然延伸，把法院当成政府治理流水线上的一环。一些地方在强拆时，保驾护航的不仅有公安机关，也有当地法院，书记县长做总指挥，法院院长做副总指挥。法院成为地方政府的伴舞者，乃至被统一调度，这种司法的行政化、地方化，不仅让人产生法院是政府部门的错觉，也违背了“法官除了法律之外没有上级”的常识，更损害着司法的被动性、紊乱着权力的分工制约。

其二，司法是终局的，保持中立才能树立公信权威。从技术上讲，将强制拆违归由行政机关依法执行，一个显而易见的好处是，老百姓如果对强制拆违不服，还可以去法院申诉，救济途径又多了一层。对法院来说，从强制执行回到中立判断，也将大大增强自身的公信力。

在现代社会中，法院越来越成为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一个中立裁判者。人们与政府之间的冲突诉诸司法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法院要保持中立，而不能与政府“穿一条裤子”。这种中立，划清了司法与行政的界限，也是人们信任司法、并将其作为正义最后防线的原因所在。就此而言，法院从一些不该管的领域退出、与政府严格划清彼此界限，才能更好地保证其终局性裁决的地位，也才能让社会的公平信念有所归依。

所谓“有所为，有所不为”。在现实语境下，法院只有不断培养“有限思维”，掌握好“管得少”与“管得好”的辩证法，才能不断提高司法的公正形象；政府也必须认识到，只有在保持一个中立裁判者的前提下，行政行为才可能有公信力和说服力。

现代快报再评

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权力运行也是有限理性。法院和政府是权力的两个维度，任何时候都要警惕自恃的无限理性。正在审议的行政强制法草案将三审稿中“行政机关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改为“行政机关依法强制拆除”，确实是一次切割，明晰法院权力的有限边界和有限理性，有助于提升法院的中立地位。而这样的改动不是没有现实意义，一些地方政府在强制拆迁遇到阻力时，就将难题交给法院，甚至美其名曰为“创新”，当作先进经验推广，造成政府与法院的“双伤”的结果，影响司法公正。

“行政机关依法强制拆除”，不是赋予政府部门无限权力，而是明确了权力行使的前提在于“依法”，比如尊重公民财产权、人格权，遵守程序正义。当行政机关有违“依法”这个前提时，公民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的角色是平衡权力与权利，施行公平与正义的裁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