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防“过劳死”法律才是“抢救针”
日前，微博上一则关于“普华永道25岁女硕士过劳死”的帖子，短时间内被大量转载。普华永道方面证实确有审计部门入职半年的新员工近日不幸病逝，但否认“过劳死”一说。而逝者小潘生前在微博上时常抱怨工作忙、没有休息时间，更用讽刺的语调写下“好欢乐的加班……”小潘的骤然病逝唤起人们对白领工作强度和健康状况的关切与反思。
我国2006年人才蓝皮书指出，七成知识分子处于“过劳死”的边缘。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湖北省委主委姚凯伦曾大声疾呼：“关注中年知识分子的健康问题，已经刻不容缓。”
能否让处于“过劳死”边缘者驻足？能否让健康工作生活回到我们身边？处于“过劳模”工作状态，处于“过劳死”边缘者，亟须得到有效的预防与干预。以健康管理体系来形成有效的预防与干预，自然是预防“过劳死”的基础。健康管理体系下的“医疗”是广义上的，不仅针对病人，更针对亚健康人群，甚至健康人群。然而，避免“过劳死”，医疗只治身，健全法律才治本。
预防 “过劳死”，法律更是“抢救针”。据悉，目前，我国法定的职业病目录有10大类115种，过劳死不在其中。“过劳死”在法律上还是一块空白。
在日本，过劳死已列入工伤范畴。1994年，日本对过劳死开始了法律干预，死者家属首次通过司法途径向用人单位索赔。2001年底，劳动省经过慎重研究，又对“过劳死”相关法规提出修改建议。比如，判断雇员是否因工作过度而死亡时，过去只考察雇员死前一周的工作情况，新规定则将考察时段延长到死前的6个月，考察在最后的2-6个月里，每月加班是否超过80小时，以此作为判断“过劳死”的依据。日本通过立法来干预过劳死从起步到不断完善，我国啥时候起步？
即便有了相关法律法规，劳动者的法定利益有时也得不到有效保护。比如法律明确规定的休息权，有的时候劳动者会“自愿主动”放弃，抑或是不得不放弃。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无论你自觉还是不自觉，更多的时候只能牺牲健康甚至生命来换取“饭碗”，换来“有尊严就业”，换来所谓的“合法权益”。其实，这是权益失去了屏障，失去了人性化保护的屏障，随时随地，我们都可能成为“炮灰”。
(责任编辑：谢东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