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董关鹏 十年起“高楼”乐观看发展

谈起中国新闻发言人培训，清华大学公共关系与战略传播研究所所长董关鹏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从2003年的首届全国政府新闻发言人培训班到今天“遍地开花”的新闻发言人培训，他是全程跟踪者，也是深度参与者。正因为这一特殊身份，在近十年来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全面普及过程中，他是重要见证者，也是专业研究者。

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是如何产生的？今天的新闻发言人需要哪些素质？他眼中的新闻发言制度应该呈现何种状态？10月26日，《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就这些问题和董老师展开对话。

一项用培训推进的制度

《中国新闻出版报》：从设立政府新闻发言人到党委新闻发言人，新闻发言人制度近十年来在中国有了很大进展，那么，新闻发言人培训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董关鹏：这是一项用培训推进的制度。从2001年起步到现在，新闻发言人培训经历了五个阶段。在此过程中，出现了几个标志性培训班：2001年的全球传播高级研讨班，2003年的全国政府新闻发言人培训班，2008年的网络新闻发言人培训班、突发事件处置与舆论引导培训班，2011年的全国党委新闻发言人培训班等。

准确还原新闻发言人培训，要澄清三个问题。第一，真正的新闻发言人培训从2001年就开始了，而不是后来大家“普遍认为”的2003年。第二，整个新闻发言人培训不是一个班，而是一个系列培训，目前还在继续延展。第三，新闻发言人培训不是一个普通的培训班，学员更重视的是宏观的策略、前沿的方法和整合的形式，而不是一般层次的行为举止礼仪。

我还想辟一个谣，有人说“黄埔一期”的新闻发言人（指首届全国政府新闻发言人培训班学员）“都不行了”，事实上只有一人因其他原因离开工作岗位。到目前为止，这批学员中没有因为新闻发言被处理的，更多的人已经升职了。

全媒体的新闻发言人

《中国新闻出版报》：从目前来看，我国的新闻发言人呈现哪些新的特点？

董关鹏：第一，已从单一媒体的发言人变为全媒体的发言人。原来只有发布会一种形式，现在已经发展到发布渠道多源化、出口多样化，发布会有多种形式，发布渠道也拓展到了微博等新媒体。第二，决策型发言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新闻发言人在各单位已经参与决策工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进步和变化。第三，新闻发言人团队化。公安部成立新闻发言人办公室、卫生部成立了新闻宣传中心，相关机构和单位开始组建专业团队，协助新闻发言人开展工作。第四，由常规新闻发布向政府公共关系管理全面过渡。政府部门开始把新闻发言人的定位，从简单的信息传播转向以战略的眼光去管理本部门的核心关系的协调和沟通。比如，公安部设立了警民关系建设处，卫生部锁定医患关系，把大量案例汇总提供给艺术家和制作人，最终形成《医者仁心》电视剧。第五，回应网络碎片化特点、滚动实时新闻发布全面展开。北京的王惠、上海的徐威相继“触电”、“触网”，推动“北京会客厅”、“上海会客厅”模式在全国推广，这种形式的新闻发布更多是对民生问题的实实在在的快速回应，难度大、范围广，能做到非常不容易。

三个领域需要改进

《中国新闻出版报》：对目前出现的个别“发布内容没出名而新闻发言人出名了”的现象，您怎么看？您如何评价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发展？

董关鹏：目前来看，大多数发言人还不是决策型的发言人，能够给大家的信息还是太少。在这种情况下，新闻发言人难堪重负甚至提前“下课”是可能出现的。但总体来看，我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是在一片平地上立起的高楼，短短十年发展到现在是很了不起的。

我希望大家很乐观地看待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发展。今天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已经远远超出一个人和几个会的制度，而是我们党创新执政理念的一项具体实践，它符合社会管理创新的思想，应该朝着这个方向走。还要注意到，新闻发言人就是政府工作当中的一种分工，大家不能对他有太高期待，也不能太过苛责。我希望通过新闻发言人制度的进一步伸展，让沟通成为政府在公共职能执行过程中的必备程序、必有功能。

《中国新闻出版报》：要推进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进一步走向成熟，还需要做哪些工作？

董关鹏：我认为，下一步需要调整和改进的，是三个领域。一是法制建设，要建立健全相关规章制度。只有自由没有责任的社会对新闻发言人是粉碎性的打击，如果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总编辑，新闻发言人说的任何话都会被淹没。二是道德建设，相关领域的行会要发挥更重要的引领作用。协会要在推动新闻发言人自身的职业道德建设、教育培训等方面作出更大贡献。三是专业建设，要从上层设计的角度，规范新闻发布的工作流程，推出新闻发言人的准入和退出机制，设定奖惩和评估标准。如果没有这些标准，孤独、难做、高危的仍是发言人，他们在各部委办局可能会产生截然不同的退出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