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的创始人—陆费逵的出版人生(2)

1919年后，中华书局经过扩充设备，营业重获发展，陆费逵又担任了总经理。在他主持下，创刊《少年中国》、《中华英语周报》、《小朋友》期刊，并代为刊行《改造》、《学衡》、《国语月刊》、《留美学生季报》等杂志，又于青岛、九江、梧州、兰州、香港等地增设分局。1921年，在上海成立了国语研究会支部，并创设国语专修学校，灌制国语留声机片，以提倡国语。后在陆费逵策划下，中华书局先后编辑出版《聚珍仿宋版二十四史》、《中华大字典》、《辞海》，刊印《四部备要》和《古今图书集成》等大部图书。总计出版各种书籍达二万册，深受学术界、教育界欢迎，恢复了中华书局在国内出版界的重要地位。1926年9月，在陆费逵的积极筹划下，创办中华函授学校，利用中华书局编辑部的人才，公开向社会各界青年招生，教学方式新颖，入学者众多。从1928年开始，陆费逵连续推出《文学丛书》、《法律丛书》、《经济丛书》等套书，选本多为西方文学和社会政治学说名著，在社会上产生较大影响。1929年，陆费逵在上海创办中华教育用具制造厂，制造教育文具、仪器，经营范围日益扩大。1930年，他根据社会需要，编辑出版《民众经济丛书》、《民众工业丛书》、《民众商业丛书》共50种，向社会宣传投资兴业、经营管理方面的通俗知识，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1930年，书局董事孔祥熙担任了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长。在孔祥熙的支持下，中华书局逐渐扩大经营规模，拓展业务范围，开始大规模承印国民党有价证券及小额钞票。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后，陆费逵对日本帝国主义进行声讨，满怀爱国热忱，公开发表了《备战》、《东三省热河早为我国领土考》等重要文章，号召国人“一致对外，限期抵抗”，并创办爱国杂志《新中华》。1935年，陆费逵又在上海澳门路建成印刷总厂，购置先进印刷设备，既印本版图书，也承印地图、邮票、香烟壳子。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中华书局资本已达四百万元，年营业额约千万元，全国各地设有分局四十余处。仅上海、香港两厂职工已达三千余人。书局彩印业务为全国第一，印刷设计之新，号称远东第一。

随着中华书局的日益发展，陆费逵声誉益著，成为全国出版界的巨擘，故被推选为上海书业同业公会主席、中华工业总联合会委员、中法大药房董事等职。1936年，陆费逵在上海创办保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长。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陆费逵到庐山参加蒋介石举行的“抗战谈话会”，后又受聘担任国民参政会第一、二届参政员。1937年11月，日军占领上海，中华书局上海总厂和编辑所被迫停工，陆费逵遂将总局迁至昆明，其则离沪赴港。陆费逵在香港成立中华书局办事处，主持香港分局工作，积极赶印书籍，供应后方需要，还曾向延安赠送图书。1941年7月9日，陆费逵突患脑出血，病逝于香港中华书局总经理任上，终年五十六岁，曾著有《教育文存》五卷，《世界教育状况》、《国民之修养》、《青年修养杂读》、《妇女问题杂谈》和教科书等著作多种。作为一家完全华商自办的民营出版企业，虽然面临诸多困难的影响与制约，但正是在陆费逵带领下，中华书局几度摆脱困境，并发展成为民国时期与商务印书馆齐名的国内最大的两家民营出版企业，直到今天仍然享誉于华人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