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邓丽君：完美表象下千疮百孔的荒凉(2)

贫穷是一种命运，父亲是另一种命运，两种命运加身，邓丽君本应成长为一个皱巴巴的、苦涩的人，但我们所知道的邓丽君却不是这样。为这种命运加上温暖的均衡，大概是邓丽君的母亲赵素桂，她始终是邓丽君回忆里的亮色，邓丽君成名后，许多场合由赵素桂陪伴，许多决策里有赵素桂的参与，她成为当时最著名的星妈。

3、参与了邓丽君性格塑造的，或许，还应该算上琼瑶。

琼瑶出现的年代，是台湾经济起飞的年代，她用她的小说、电影、歌曲，为那个时代以及此后的女性，提供了一种性格理想和女性形象理想，温雅、端庄，以及适度的浪漫。这种形象开始是假的，是前瞻性的——琼瑶写早期那些小说的时候，还住在简陋的房子里，而她的读者也多半是女工和中学生，但后来成了真的，她自己的生活和整个台湾社会的生活，都渐渐提升，渐渐向她的小说靠近。由假及真，是一切人塑造自我的过程。

邓丽君最喜欢的读物，就是琼瑶小说，而且，她后来也进入了琼瑶帝国的形象体系之中。

邓丽君在审美上的追求，和琼瑶完全一致，或者说，和那个时代的女性理想完全一致，她喜欢玫瑰花，最喜欢的颜色，是紫色、白色和桃色，她的表演服装和家居服都以这几种颜色最多，这种审美，一直执拗地延续了下去，1989年，邓丽君打算在大陆举办户外演唱会，就曾设想以敦煌壁画和中国古典四大美女图像为背景。旁人眼里的她，也是如此，1998年，在成龙去好莱坞拍摄《尖峰时刻》前出版的英文自传中，他这样写：“她温柔、聪明、有幽默感、又美丽，她在服装和食品上的鉴赏力令人羡慕，她懂得在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用什么饰品……说实话，我配不上她，或至少当时的我配不上她。她是典雅的化身。”

这种性格，不只是女性性格理想，里面还藏着一个中国梦——对中国人虚设的那个性格的自觉沿袭、认真模仿。出身贫寒的邓丽君，一开始就是沿着完美女性形象而去的，那是她真正的奔头。分享到：

在鼎盛时期的邓丽君的性格里，还有一种“巨星性格”，这种性格的形成，与她的日本经历不无关系。

邓丽君先是矫正了台湾流行音乐中的风尘味和江湖气，在经历了日本娱乐圈洗礼之后，又在1976年前后把全新的舞台表演模式带到了香港。从此，属于她的舞台，是大舞台、体育馆、光芒四射的电视台演播厅。经历了这个转折点的邓丽君，从此成为第一个“超越政治、超越性别、超越阶层的大明星”。

4、极盛，也往往是拐点。在她的黄金时代，她遭遇了几次重创。

1979年2月14日，邓丽君前往日本时，因手中所持的印尼护照为假，被日本政府处分，一年不得入境日本。

邓丽君的弟弟邓长禧后来解释了事件由来：那个年代持台湾护照出行非常不方便，姐姐有个印尼好友，是名印尼富商。他告诉姐姐可以帮她办一本护照。姐姐没多想，就答应了。没多久，印尼富商拿了一本印尼护照给姐姐，只说是外交部发的，后来就发生假护照风波。

但当时的舆论，对邓丽君极为不利，邓丽君选择了回避，前去美国游学。一年之后，邓丽君的台湾护照需要得到延长许可，她不得不向台湾方面提出了“延长护照有效期限以及返回台湾的申请”。得到的回答是，允许她返回台湾，并且可以不追究“假护照事件”的刑事责任，条件是，回到台湾后，要参加指定的劳军演出。

护照，始终是钳制邓丽君的工具。1988年10月，邓丽君即将去日本参加一个重要的演出，但因台湾护照即将到期，她再次提出了延长有效期的申请，这个申请没有被批准，她为此向演出主办方付出巨额赔偿，而回到台湾后，等待她的，又是一系列的“劳军”和“义演”。

1995年5月8日，邓丽君在泰国的清迈去世。6月中旬，台湾杂志《独家报道》刊出了对原国民党军队高官谷正文的采访记录，谷正文指出，邓丽君是台湾的秘密情报工作人员。而邓丽君去世之后，那个政治色彩浓厚的、高规格的葬礼，也似乎在为谷正文的说法提供佐证，当时，邓丽君的老师姚厚笙先生在得知葬礼程序后，拒绝参加，只是挑选了两百枝玫瑰花派人送到灵前。(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