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色卫视”看中国公共电视的可能空间(6)

由于国情不同，西方国家的受众教育水平、欣赏习惯、政治环境都与红色卫视面临的情况有较大差异，西方公共电视的做法不一定适合中国，但作为相似物，总有可资借鉴之处，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八、未来空间

首先是重庆的未来空间。有人认为：如果“红色频道”能受群众欢迎，经济能够有保障，坚持办下去，当然是件好事。如果群众不感兴趣，有可能面临停播或转型。“转型”一词使人联想到“暗渡陈仓”和央视的“西部频道改版”。也许，这是最坏的一种结果。而从有关负责人对红色文化的阐释来看，实际上也包含了这种弹性空间。“红色文化，从广义上讲，它既包括古往今来中华民族的各种文化精华，也包括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是先进文化、进步文化的统称”，如此看来，节目内容扩展的空间是很大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问题实际上变成了“红旗怎么打”的问题。

也许最重要的中国公共电视的未来。学界对中国公共电视的期待由来已久，对“公益电视”的出场难免有几分欣喜。而业界从自身利益出发，多考虑红色卫视会在决策层产生的连锁反应。决策层真心、大力支持公共电视发展，积极解决财政问题当然最好。人们最为担心的恐怕是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受到重庆的影响，出台相应政策，硬性要求各地电视台第一频道效仿重庆，不播出商业广告，或者大幅度削减商业广告。而同时，财政部门不能同步跟进，要求各地财政必须予以相应的财政补贴。如此以来，各地电视只有刚性的损失，没有刚性的补偿，而提高其他频道的广告价格，又面临着涨价使得广告流出电视行业的危险。

笔者认为，为了使中国公共电视发展的条件进一步成熟，现在有几件事情可以重点考虑、推进。

一是建立国家层面的由国家财政支持的中国公共电视发展基金，支持中央和省级公共电视的建设。而在有条件的地区也可把公共电视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与之配套，需要建立公共电视的评价体系等。它应该明显区别于一般的收视率主义的考核体系。国外的公共电视办得再好，收视率也拼不过商业电视台。过分强调收视率，电视的公共服务迟早会变成公共娱乐。

二是真正建立中国电视收费制度。西方的公共电视，节目制作经费主要来源于电视视听费与社会捐赠，政府财政是辅助性资源。如NHK的资金来源主要来自家庭收视费和小部分的财政补贴。据2001年的统计，收视费占其总收入96.8%，这就保证了NHK节目可以不受商业电视广告来源的左右。另外，BBC的资金来源是通过家庭或企业购买的电视执照，以确保BBC能够拥有足够的资金以“教育、通告和娱乐”大众。可以看到，BBC在资金来源上与NHK类似，都是以受众的试听费为核。因为中国电视的政治属性，中国电视收视费长期是低价政策，观众也养成了低价甚至免费收看电视的习惯，何况在无线电视时代，电视收费本身也存在技术难度。而现在，有线电视、数字电视、三网融合等技术发展，国民消费水平的提高等等因素，或许都使重新审视中国电视收费制度、提高收视费、收视费往公共电视分流和倾斜有了可能性。

三，进一步完善中国税收政策，使得中国企业对捐赠公共电视、公共文化事业有较大的积极性。国外公共电视、公共文化的发展有相当一部分资金来自于捐赠资金成立的基金会。以美国为例，自20世纪20年代的佩恩基金会开始，私人基金会作为公共基金的雏形，帮助了公共广播体系的最初运行。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福特基金会和卡内基基金会，它帮助了教育广播电视的生存，见证了公共广播电视体系的诞生和成长。正因为如此，20世纪50年代至1967年被称为“教育电视的基金会时代”。国外企业愿意捐助公益事业，除了有其悠久的公益文化传统之外，国家法规、政策的引导也是十分重要的。美国有完善的遗产税和慈善基金管理制度刺激着美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富豪的后代要继承遗产会遇到重重阻碍。而另一方面，建立基金会或捐助善款则可以获得税收减免，捐出多少钱就在所得税中相应扣除多少。进行慈善捐助不仅可以减少损失，而且有助于树立公众形象和产生模范效应。另外，国家还对基金会的运作有大量的免税减税优惠，使得慈善基金会可以获得其他企业无法企及的高回报。而中国的相关政策并不完善，甚至出现“捐款越多，纳税越多”的现象，加上捐赠程序也较为麻烦，捐赠资金管理也不够规范等因素，中国企业捐赠公益事业的积极性不高。这需要国家作出相应调整，激发企业发展公益事业、公共事业的积极性，也才能给中国公共电视的发展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