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谈大部制改革:重点不在机构合并(2)

重点不在“合”而在“转”

刘俊生对简权放权约权、提高行政效率的期待，甚至超过对所谓“大部制”的建立。他以美国为例，对方的国家行政机构并不比中国少，但行政效率和服务水平有目共睹，由此，他一再向《中国新闻周刊》强调自己的观点，就是机构改革的重点不在于合并了多少部门，而在于转变、理清了多少职能。

刘俊生表示，现行行政体制的问题主要体现为党政权力交叉、行政行为有法不依、部门间利益扯皮等，最大的弊端是权力运行透明度不够和约束机制缺失。而这些远非“大部制”改革甚至行政体制改革所能根本解决的问题，需要辅以政治体制改革。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此间撰文同样试图纠正以往不少人将“大部制”改革等同于机构合理化、提高行政效率的误区，“尽管通过机构整合的机构理性化的确是‘大部制’改革的一环，但并非主要内容，”他指出，此项改革的主题是建立规制政府和健全政府治理结构，但是，对此“各方面的努力还远远不够”。

依据郑永年的观点，中国之所以在进行了许多年行政体制改革后仍未达理想目标，主要原因在于政府向企业和社会的分权并未真正到位，而这恰是未来十年中国新一届政府启动新一轮改革的重大突破口。配以进行的应当是政府加快建立对企业经济活动的监管，即通过政府功能的转型，实现从直接参与和管理经济活动转为对经济活动的规制。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政府与社会关系。郑永年认为政府向社会分权的目标尚未确立。“政府不能向社会分权，就造成了大政府、弱政府，小社会、弱社会的局面。而该局面是今天中国诸多社会问题的结构性根源”。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几位专家看来，简单化的部门合并已经导致了尾大不掉的局面，中央层面的机构改革并未实现机构的精简。郑永年同样指出该问题，虽然表面上机构数量减少，但各部委下挂数千个不同形式的机构，权力寻租现象频繁发生。

因此，郑永年表示，“大部制”就是要建立小政府和有效政府，但由于没有向社会分权，不管权力以怎样的方式在政府部门之间分配和调整，结果还是在各个政府部门流转，政府要承担的功能还是一样多。向社会分权是实现“大部制”的前提条件。

改革成效关键看服务

在倪星看来，基于“瓦格纳定律”，随着经济的进步和增长，公共开支的份额会随之增大，而且公共开支增长的幅度要大于经济增长幅度。按照目前发展趋势，中国显然无法逾越该定律。加之市场经济日益复杂，社会矛盾越来越多，公众愈加不关注政府机构的多寡与人员数量，而是要看政府所提供公共服务的覆盖面，以及服务水平的高低。政府承担的公共服务职能增多是必然趋势。

而政府必须回应社会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并向上提升自我服务意识和能力、水平。“这是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也是检验改革成效的重要标准。”刘俊生说。

郑永年认为，在未向社会分权的情况下，政府本身仍然是一个无限责任政府。不向社会放权，社会就得不到权力，就很难形成社会自我管理的局面。“这就必然出现政府和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

因此，在社会改革框架内，行政体制改革至少有两方面内容：首先是提供公共服务。这要求政府职能的转型，从推进经济发展功能，转型到提供社会服务功能。这种转型必然进而要求政府机构和官僚组织的重组；其次，更为重要的是要建设大社会。近年来，社会管理成为中国政府社会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而社会管理的主要内容就是社会的自我管理，这就要求政府给予社会充分的空间，容许社会自治力量的成长。同时，政府也要转变自身功能，从直接控制社会转型到通过法治来监管社会。(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