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井冈山一路走来——党领导下的通信工业80年辉煌征程(2)

创造力的典范——延安通信材料厂

抗日战争初期，中央军委、八路军和新四军全军仅有电台34部，通信器材严重匮乏。与此同时，日伪对解放区、敌后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愈演愈烈。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更是出台了旨在进一步封锁陕甘宁边区和根据地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严禁运送粮食、布匹、棉花和通信设备，甚至连1.5伏的小电池也不准运进边区。

一方面是全国各战略区日益扩大的对通信装备的需要，一方面是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解决各部队各根据地通信器材的补给供应成为军委三局的当务之急。为了保障全军的通信器材供应，必须建立起自己的通信器材生产装配工厂。1938年6月军委三局延安通信材料厂正式成立，第一任厂长为段子俊。建厂初期的主要设备仅有小型车床、刨床、钻床、砂轮各一台。材料厂成立之初设有制造间、装配间，全厂20余人，主要生产制造和装配小型电台。缺少技术资料，就通过试验不断探索，通过各种渠道广泛收集。缺少材料就积极寻找代用品。经过艰苦勤奋的工作，延安通信材料厂竟然相继制成可变电容器、可变电阻、波段开关、电键等多种元器件。

共和国第三任邮电部部长，时任三局通信联络处副处长的王子纲在《军委三局主要任务》中回忆道：“那时前方打下一架敌机，飞机的铝皮就成了我们制造通信器材最宝贵的材料；搞到一点胶木板，就用来做绝缘材料；机器的面板、刻度盘都是用木板制作的。虽然各种原材料很缺乏，但大家群策群力，生产中精益求精，做出来的机器，一样能够保证通信需要。”

延安通信材料厂的工作人员就在这样最简陋的环境下，硬是靠自己的双手实现了全军通信器材的自给自足。到1938年年底，元器件自给率达到了40%，两年后达到了70%。到抗日战争中后期，延安通信材料厂和各根据地的通信工厂已能制造、装配1000瓦以下多种功率的多级发信机，3灯4灯和质量较好的超外差式收信机，50门以下多种规格的磁石电话交换机等。据统计，从1937年抗战初期全军只有电台34部，到抗战结束前夕全军电台达到了700部，比抗日初期增长了20倍。敌人的囚笼封锁政策彻底破产。1940年6月，毛泽东主席在延安通信材料厂成立两周年之际，欣慰地专门为材料厂题词：“发展创造力，任何困难可以克服，通讯材料的自制就是证明。”

1947年，国民党胡宗南率30万大军进攻延安，党中央决定战略性撤出延安，延安通信材料厂根据军委指示实行坚壁清野，将能够搬走的生产设备全部分散转移到晋绥、晋察冀、西北等解放区，不能搬迁的设备则就地掩埋。材料厂的领导和技术骨干也分散到各解放区，继续组建新的通信器材厂，保障各部队所需的通信设备维修和供应不间断，一直持续到全国解放前夕。

开国大典的无名英雄——北京电信修配厂

1949年10月1日，开国领袖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一代伟人洪亮的声音通过放在他面前的送话器，传递到了世界各地。毛主席还亲自按动电钮，升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而送话器和升旗的电子装置，都是由当时的军委电信总局第二修配厂（即后来的普天首信集团）自行研制出来的。

军委电信总局第二修配厂前身为国民党交通部第七区电信管理局电信机械修配所，其历史十分悠久，最早可上溯至清末1906年设在北京电话局内的铜匠处。经过几十年发展，到解放前夕，这个所有工人160多人，是当时华北地区最大的电信机械厂。北平和平解放后，根据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关于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向城市的指示精神，1949年5月，中央军委电信总局抽调分散在华北各解放区原延安通信材料厂领导骨干、共产党员崔道生等10名同志接管电信机械修配所，其中崔道生任副所长兼党支部书记，其余的同志，也大多担任了所里的重要领导职务。1949年6月1日，根据中央军委电信总局的命令，修配所更名为电信总局第二修配厂。(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