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消费维权的“按闹分配”(2)

极端维权也常见于商品房，房主常常采取发宣传页、打横幅、高举维权宣传牌、静坐等形式。也有人为了吸引关注想出各种办法。2011年10月10日，深圳布吉街道临深惠路南侧一处楼房出现吊活狗一幕，一商户用此举喻“狗急也跳楼”，同时还打出对某部门不满的横幅。两狗最终死亡，网友斥维权者无人性。曾先生是该栋楼房的承包者，因为该栋楼要拆不拆没准信，又不准收租导致其欠二房东11个月房租，因此用这种方式“维权”。

有分析认为，这些极端的维权引起很多争议，也招致了不少的非议与指责。维权者采取极端的手段，如果只是威胁到维权者自己的名誉、安全和生命，或能得到公众的同情和政府的关注。但是，当极端行为影响到法律所保护的他人利益和公共利益时，行为人就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法律责任。随着对极端维权的批评越来越多，这些极端维权形式也越来越少。

为了维权直接抓人

维权，通常是以理性开始，在诉求无果后，要么放弃，要么开始极端模式。辽宁大连的杨平(化名)回忆此前为同事做过的集体维权，至今还记忆犹新。当时，在杨平单位门外开着一家理发店，由于离得近，理发方便，老板也刚好在做促销活动，所以杨平单位有上百人都办理了理发店的会员。没成想3年后，理发店突然倒闭，老板失联。

于是，杨平带领同事向当地的工商局投诉，对方却回应，由于该理发店的个体营业执照已注销，电话也联系不上，建议他们报警。在杨平报警后，派出所则称，这属于民事纠纷，所里有相关规定，公安是不能插手经济纠纷的，建议他们双方协商解决。

“我们是想通过合法途径解决问题，但相关部门的态度让我们非常失望。”杨平说，眼看工商局和派出所都不管，打官司又耗时间，经众人商量后，最终决定依靠“技术手段”，自己解决。

杨平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他们利用手机定位和大数据分析，查到了理发店老板的消费记录和手机信号，多次出现在一家商城内。经过一段时间的跟踪，杨平一行3人和1名派出所警察，一起找到了“失踪已久”的理发店老板，并将他押至派出所。理发店老板当场写下保证书，表示同意退钱，很快同事们便陆续收到了退款。

“我们采取直接抓人的方式，一是为了提高效率，二是为了出口气。”杨平略显愤怒地表示，理发店老板明知道店面经营不下去，还不断增加会员，收预存费，然后圈钱跑路，这种性质很恶劣。同时，他还感慨在处理这件事上，最大的感受是：“权利不会躺在那里，得靠自己努力去争取。”

尽管杨平及其同事最终“成功”维权，实现了维权目的，但对于这种“非正常维权”的方式，北京市京师(大连)律师事务所政府法律事务部主任安顺并不提倡。在他看来，这种采取技术手段、非法获取他人消费信息，又采用跟踪、手机定位等手段，涉嫌侵害他人隐私，依法需要承担相应侵权责任，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构成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

他进一步指出，“抓捕”行动，尽管有派出所民警参与，但现场倘若发生争斗，可能会产生健康权纠纷。严重者还会违反治安管理，甚至刑法的相关规定。

新媒体成维权重要渠道

在一些消费者看来，倘若维权的方式，仅通过互联网传播才能实现，那简直“荒谬”。法治周末记者了解到，目前新媒体已渐成消费者维权的重要渠道之一。(责任编辑：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