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周刊： 中兴巨亏“冲动”的惩罚？(2)

隐秘利益链

面对大幅亏损，中兴管理层表示，将集体降薪一半，直至扭亏为止，“以表歉意”。

中兴通讯2011年年报显示，董事、监事以及其他高管从该公司获得的年度报酬总额为2971.1万元（税前）。其中，董事长侯为贵的报酬为115.1万元；史立荣的报酬最高，达到302.3万元。

高管层的这一决定，被业界称为“卧薪尝胆”、“破釜沉舟”，表明了管理者与企业同甘苦的姿态和决心。然而，对比中兴通讯的利益分配结构可以发现，降薪对公司管理层的薪酬影响，不过是“九牛一毛”。

在中兴内部，一个公开的秘密是，中兴的管理层已经形成了一个内在且隐秘的利益分配体系。这个体系，就隐藏在中兴下属的错综复杂的子公司、孙子公司、孙孙子公司中。

从中兴的财报上看，上市公司中兴通讯的最大单一股东是占其35.2%股权的中兴新通信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兴新)。事实上，在1997年中兴通讯上市前，中兴新就是中兴的全部。

而中兴新的历史渊源更为复杂：1985年，侯为贵带着西安航天部的第一批“元老”到深圳创建中兴半导体有限公司，主要股东包括侯为贵等中兴创业元老、深圳当地的投资者和一个香港股东。香港股东撤资后，侯为贵重新注册了一家“民营企业”深圳中兴维先通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先通）。其中侯为贵占维先通18%的股份，其余38名自然人股东占有维先通82%的股份——他们均为现在中兴通讯的元老级人物。

1993年中兴“国有民营”改制，成立中兴新通信设备有限公司，由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西安微电子技术研究所和深圳广宇工业集团公司联合控股(51%)，“民营高科技企业”深圳市中兴维先通设备有限公司参股(49%)并负责经营。

2001年，深圳市聚贤投资有限公司成立，创建者同样是一群“中兴骨干创业员工”。其中“深圳市聚贤投资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持股49.5%，其余为个人持股。据媒体报道，当时的政策不允许在上市公司的平台上搞股权激励，为了确保核心管理层以下2至3级骨干管理者的稳定，侯为贵专门成立了这家公司，“相当于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搞变相的股权激励。”

四年后，深圳中兴发展有限公司成立，聚贤投资和维先通分别占50%和40%的股权。它又开辟了另一条利益输送链：中兴通讯的利润流向中兴新和维先通，中兴新的部分利润再流向中兴发展，再由中兴发展向聚贤投资和维先通输送利益——最终的获益者仍然是中兴创业元老和早期的2至3级核心员工。

聚贤投资的身影还浮现在诸如中兴软件、中兴康讯、中兴微电子、中兴新宇、中兴新地和中兴国际投资等一系列依附于中兴的采购和外包的关联公司背后。中兴通讯相当一部分运营成本被花费到上述关联公司，而聚贤投资仍可从中获益。

2012年6月27日，中兴通讯发布公告，将其下属的中兴和泰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82%的股权卖给了中兴发展，作价2517.4万元。有网友惊呼，深圳一套别墅，价格都高达上千万元，而一个四星级的酒店投资管理公司（中兴和泰官方网站显示，目前其已经建成和在建的酒店有五家，均为四星级以上），其82%的股权竟然抵不上一栋别墅。更为离奇的是，在以如此低的价格卖掉股权之后，中兴通讯反过来以4600万元/年的价格租赁酒店，以9000万元/年的价格采购酒店的服务（住宿、开会等）。

南方周末记者通过查询工商资料得知，在此交易中占尽便宜的中兴发展，其背后的股东包括聚贤投资、中兴新通讯、中兴维先通以及洪波、彭燕两位中兴高管。而中兴维先通的股东，则是中兴另外39位高管，侯为贵、殷一民、史立荣等赫然在列。(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