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计算权力转换：强烈政策导向

在云计算的发展过程中，政府正在成为产业强大的支撑和推动力量。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市场的推动，政府大力建设面向社会公共信息服务的云；二是政策规划，针对云计算的数据拥有权、隐私问题等，出台前瞻性的立法；二是政府对产业的规划，与企业密切配合，促进信息产业升级。

重庆市长黄奇帆最近说，在硅谷、旧金山、洛杉矶等地，他们都在讨论“云计算”。“像惠普新任CEO，这次就提出了‘云端计划’。”黄奇帆说，这与重庆正在打造的“云端计划”不谋而合，重庆云计算产业已引起美国众多企业的投资兴趣，惠普、思科等IT巨头均表示将参与重庆“云计算”建设。

同时，他还指出，今后重庆除了有“健康云”外，还会出现更多的“交通云”、“教育云”、“制造云”等，而整个“云端”体系将分为两块，一块是从事大规模离岸数据处理业务的云计算数据处理中心，代表云计算时代的大脑，而另一块则是笔记本、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等各种电子信息终端产品，代表大脑连接的神经末梢。黄奇帆透露，重庆则要从今年起，力争3年内成为西部乃至中国最大的离岸云计算数据处理中心和云服务软件开发高地。

一年的时间，业界对云计算的认识就千差万别，曾经神秘的云计算，如今已经变成了“众说纷纭”和“人云亦云”，甚至于一个中国的直辖市市长已经能够清楚的阐述和了解云计算，并展望这个市场了，云计算在中国生根发芽，还有疑问吗？

有人说2011年是中国云计算元年，云计算开始走下“神坛”，走向应用。2010年10月18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圈定北京、上海、深圳、杭州、无锡等5个城市先行开展云计算服务创新发展试点示范工作，试点内容涵盖了平台搭建、产业联盟、核心技术研发和产业化以及标准和安全管理规范的研究制定等。

如果说中央政府是“试点先行，全局推广”，从战略高度定调中国云计算产业发展基本思路，那么地方政府则是“招商引资，筑巢引凤”，从基础设施层面为产业发展铺平道路。

2010年北京、上海、深圳相继推出了云计算产业发展规划、计划和措施，如北京的“祥云工程”、上海的“云海计划”、深圳的“华南云计算中心”，都明确提出了该地区云计算产业发展的目标。例如，北京将分两个阶段，最终在2015年前形成500亿元产业规模，使北京成为世界级云计算产业基地。而上海则要经过 3年的努力培育10家在国内有影响力的年经营收入超亿元的云计算技术与服务企业，建成10个面向城市管理、产业发展、电子政务、中小企业服务等领域的云计算示范平台；推动百家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企业向云计算服务转型；带动信息服务业新增经营收入千亿元，培养和引进千名云计算产业高端人才。

云计算在中国正表现出强烈的政策导向，但也有人对此深表怀疑，一旦所谓云计算的基础设施搭建完成，后面的服务谁来做？后面的维护和再升级谁来负责？

有专家就认为，云计算意味着基础设施的规模化运营，提高效率，一个个零散的数据中心应该不断地走向集中化，不是像现在这样，每一家都建一个数据中心，耗电量也非常多，对国家能源消耗是巨大的浪费，一个个数据中心的建立就是重复投资，很多数据中心的利用率都不到10%。

因此，在全国各地，云计算已明确成为未来中国科技支柱性产业的前提下，也需要一个准确而长期的权利交接过程。不仅仅把计划停留着云计算中心的搭建，基础设施的构建上，如何真正实现云计算与社会应用结合，在各地云计算中心逐渐走向成熟后将是最为关键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