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国工程院邬贺铨院士：物联网起步阶段

全世界的物联网目前还只能说是在起步阶段。中国提出“感知中国”，物联网的概念已从最初的标记化向智能化延伸

说起中国的物联网，业内人士对邬贺铨这个名字耳熟能详。

作为中国物联网产业发展的观察者、思考者和推动者，邬贺铨，这位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院士,国家物联网标准化专家委员会组长，在过去三年，见证着中国物联网的理性成长。

从2008年至今，在国内，无论是民间还是官方的会展论坛上，都可以看到邬贺铨的名字和身影。他为物联网产业呐喊，为企业的盲目狂热降温。在他的眼里物联网呈现着怎样的面孔？目前的国家政策对物联网产业发展发挥着什么作用？他是如何看待物联网时代的企业竞争的？日前，就这些问题，邬贺铨接受了记者独家专访。

物联网不是全球性的

记者：你是怎么理解物联网的？

邬贺铨：物联网本身，不论是欧盟定义还是国内定义，实际上是一个需要运用各种感知技术，去获取所需的信息，然后通过网络传输把数据汇聚在一起，对这些数据进行挖掘和分析，达到对决策的支持目的。它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感知，实际上我们日常见到的摄像头是动态图像信息的感知器，商品的二维条码是商品信息的身份表示，被感知的对象多种多样，对应的感知单元也是多种多样；二是通信传输，包括各种信息网络；最后就是数据分析和处理。

物联网的主要特征包括，在物联网中联网的每一件物体均可寻址，每一件物体均可通信，每一件物体均可控制。物联网强调的是认知，将互联网从通信网络向感知平台和数据挖掘两个方向拓展。

记者：有人认为，互联网发展到今天就到头了，以后就是物联网，你怎么看待物联网与互联网的关系？

邬贺铨：这个看法是不准确的。物联网可以架构在各种数字通信网络上，互联网并非唯一的但通常是最常用于承载物联网的基础网络，物联网并不取代互联网，物联网是互联网应用的拓展。两者有很多不同，互联网是全球性的，只要是没有被封堵的网站你都可以访问。但是物联网不是全球性的，是区域性、行业性的。一个城市的交通物联网，由该城市的交通管理部门所管理，不受别的城市的交管部门所控制，一个单位安全保卫的物联网，别的单位和个人是不能进入的。所以，物联网是一个区域性、行业性的网络。

“感知中国”是一个政治理念，但不会有一个能够感知全国所有物品的物联网，物联网本身应用导向很明显，没有能对所有应用都通用的物联网。电力系统收集电网的数据，别的行业对电网数据并不感兴趣，也不见得能理解，因此电网数据对别的行业是没有意义的；智慧医疗系统收集很多病人的数据，由专访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邬贺铨院士于涉及隐私，不能随便拿出去给别人用。总之，使用物联网数据是要经过授权的。

目前只能说是起步阶段

记者：目前来看，中国现在的物联网处于什么阶段？

邬贺铨：全世界的物联网目前还只能说是在起步阶段。物联网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初。20年前，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提出希望任何一个物体都有一个标记。1995年国际电信联盟提出每一个物体都可以连网。国际金融危机刚开始的时候，IBM提出“智慧地球”，中国提出“感知中国”，物联网的概念已从最初的标记化向智能化延伸。也只有提升到数据挖掘和智能分析，物联网的价值才能体现。

虽然感知和收集信息的应用已经有很多，但真正达到分析处理和支撑决策的还很少，从国际上来看，物联网也是处于起步状态。欧盟发表了物联网发展的路线图，它一直要延伸到2020年以后。对中国来讲，物联网当然更处于起步阶段。所谓起步，不等于说物联网没有一点应用，但是还谈不到影响比较大的规模化应用。

我们现在谈的大部分物联网，比较多的还停留在感知和收集以及汇总数据这个层面，真正把它进行智能化处理的还不够。

记者：有人说，中国的物联网应用很贵，成本太高，无法大规模应用普及，你作何评价？

邬贺铨：在技术基础上，要承认我们起步还是比别人晚。表现在哪里呢？现在低端传感器我们能做一些，高端的就比较难了。高端的传感器基本上依赖进口，成本太高也就限制了普及应用。比如说太湖使用传感器来监控蓝藻，据说用了6个传感器。这么大的太湖用6个传感器行吗？原因是进口的传感器太贵了，要40万元一个，用6个传感器仅仅是示范性，演示的意义高于它实际应用的价值。

物联网的智能分析数据软件方面，几乎也是空白。尽管IBM在推“智慧地球”，声称可以帮各行业的应用提供数据分析和决策软件，但是实际上它也没有非常成熟的这种分析数据能力，而且也不可能有一个通用的数据分析和智能决策软件适用于所有行业。显然，不可能把一个环保检测的分析软件用到电网上，也不能用到智能交通上。物联网的应用面虽然很广，但是个性要求很强，这也限制了物联网的规模推广。

成本高将限制规模化应用，而没有规模就难以降低成本。突破点还是需要加大技术开发力度，另外我国有一些应用例如城市反恐维稳其紧迫性和规模化足以支撑产业发展，为物联网在其他领域的大规模应用打下基础。

“还没有预热，就开始长跑了”

记者：从历史上追溯中国物联网的起步，怎么评价其中国特色？

邬贺铨：2009年我国的物联网热得很快，事实上，准备不足。我们的物联网的起步实际上比较突然，在一定意义上是从上到下发动。当然当时也是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总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增长点。

至于说中国有什么特色呢？第一是中国物联网启动在国际金融危机之时，而且是由政府强烈引导的。可以说我们的企业还没有做准备运动，就跟着政府的号令枪声进入运动场，开始长跑了。当时并没有任何的发展路线图出来。而欧盟已经有了完整的路线图。

另外，物联网正好适应当前社会管理和民生保障的需要，例如反恐维稳、智能交通、环境保护、智慧医疗，这些需要政府买单的项目，还是上得比较快的，可以说这也是中国的特色。国外的智慧城市都没有中国这么热。中国很多城市既把物联网作为建设智慧城市很重要的内容，更把物联网作为它的支柱产业。再加上智慧城市也很适合我们政府的政绩工程。政府需要有政绩，因此政绩工程不是坏事，只不过别把它当成一个形象工程就行了。物联网的出现正好让政府找到一个可以有效管理的手段，所以我们很多地方的物联网尽管说有炒作的成分，但也有一些地方确确实实是把改进城市的管理寄托在物联网上了，也真正实实在在地做了一些事。(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