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高铁与核电到物联网(2)

中国倾全国之力打造的产业虽然能够得到跨越式发展，但是当出现问题时其代价将比市场经济国家所付出的代价要沉重得多。

中国“物联网”包罗万象，根本不像高铁与核电那样单纯。传感网、网络技术、手机通信等等都被“物联网”牢牢“套”住，想缕出个头绪都很难。

如果“物联网”就是信息技术的话，它的应用涵盖了高铁、核电等国民经济的几乎所有部门。就拿高铁来说，铁路信号是保证安全的关健技术。日本电视台在采访日本信号株式会社时，该社社长坦言，为了防止中国的仿造，把控制设备中那些原采用分立元件的部分改用成专用集成电路。这样在向中国出口设备时可以安心一段时间了。可见日本公司在防范中国企业的仿造方面用心良苦。集成电路的设计制造体现了信息技术的一个难点，因此仿造变得越来难度大了一些。有些中国人很有“创意”，既然高铁与核电经过改变设计能够变成“民族品牌”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那么把“信息技术”改名为“物联网”，是否也因此而“国产化”了呢？

与“物联网”相比，在信息技术的发展方面，最近以来也有一些“明朗”的消息：

（1）据新华社2010年11月28日公布的消息表明，中国国防科技大学等单位研制的超级计算机“天河一号实测运算速度可以达到每秒2570万亿次，居世界第一。这种计算机是由很多小型计算机并联而成的，而那些小型机的核心处理器是Intel生产的。当电视台采访到开发团队的负责人时问到”排名世界第一对民生有哪些积极意义时，被问者无言以对。因此这种排名竞争的心理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日本文部科学省也曾为得到这个“世界第一”向政府申请过大笔预算，日本众议院议员莲舫在裁减国家预算的会议上曾经直言不讳地问道，争取这个“第一”有什么意义吗？做第二、第三难道有什么不好吗？但是这种问责立即遭到几位诺贝尔获奖日本科学家的集体抗议，说是她不尊重“科学”。

（2）2011年4月10日，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第八颗北斗导航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北斗系统第八颗卫星的成功发射，标志着我国北斗区域卫星导航系统的基本系统建设完成，我国自主卫星导航系统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同时，也为我国的空间信息安全、国民经济发展提供坚实的后盾。
那些居然能够把光纤传感器组成的机场防范用的传感器系统称为“物联网”“物联网”的追捧者们一定会把上述两项技术的成功都划在“物联网”的“功劳簿”上。

4从西方对中国政策所持态度折射利害关系

从国外有些工业先进国家对中国政策的态度，有时像一面镜子能够反映出我们的政策是否合理：

（1）当它们“竭力反对”时：例如人民币汇率政策。中国不希望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快速升值，于是美国几乎要指责中国是“汇率操纵”国家，后因中国适度放宽了汇率政策，终究没有落入“黑名单”。因此汇率的适当管理，遭到美国的横加指责，说明汇率调控对中国是有利的。

（2）当它们“喜忧参半”时：例如中国高铁的发展。由于美国在购入中国高铁上能够得到大笔融资，因此在利益上是“喜”。但对于法国、德国和日本来说则是“忧”，因为在20多年前他们曾向中国试图兜售成套高铁，但都被中国婉拒。中国却在短短的几年中一跃成为它们的竞争对手，跻身于美国的高铁市场竞标当中。这说明中国的高铁发展路线也还有可取之处。

（3）当它们“置若罔闻”时：例如中国的物联网“大跃进”。这场中国国内的骚乱对西方各国不但没有损失，而且中国因纠结在不明不白的“物联网”上而大大延误了提升自身信息技术的速度，它们的心情可想而知。但是它们不要高兴太早了：中国人民能够反省发生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大炼“废铜烂铁”的大跃进，就一定会反省2010年的“物联网”大跃进。

西方各国的竭力反对、喜忧参半和置若罔闻三种态度表现出国家利益是否矛盾。我们由此可以从侧面了解到我们的功过和得失。

5经验与建议

在中国，高铁与核电的建设和运行的受益者均非国有大型企业莫属。目前政企不分依然严重存在，政府的参与有时可以加大建设力度，实现跨越式发展。但是政企不分助长了“官本位”和官员堕落。甚至还会产生因政策偏颇造成的社会经济的极大损失、官员不作为和民风凋敝。因此笔者建议：

（1）要以“科学发展观”看问题：不能再像改革开放30年以来地那样“摸着石头过河”。30年后的今天，粗放发展的中国经济的很多弊病已经得到很大程度的共识，国家发展的每一项决策都要通过认真思考并征集各种不同意见。

（2）要加快实现市场经济：如何使主观意识的东西受到客观实际的检验，这就要求中国更快地放弃“官本位”，更早地实现政企分离，更坚决地走市场经济的道路。

（3）官员要树立“以民为天”的思想意识，发展生产为的是民生，不要凭追求GDP的数值提升来哗众取宠和邀功请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