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植根中国当代艺术

中国当代艺术正面临着深层的危机，需要植根于普世的精神性。新世纪以来正处于一个转型时期，一方面由于商业化、资本化冲击，艺术进入了批量生产、批量创作，而人们对于艺术本体的问题没有自觉；另一方面，多数的艺术收藏、艺术拍卖都是短期投资的投机行为。

近年来，当代艺术表面上艺术的边界放宽了，实则陷入对象化、功利化、物质化的视觉体制泥沼。其危机在于，当代艺术面临着同一性蜕化，庸俗社会学、媚俗文化加之无神圣信靠的虚无主义，成为艺术生产主流。这种表面上的多元，实际上是对艺术自由精神的亏欠和抵消，难以带来真正的繁荣气象。

当代艺术的危机早已存在，中国艺术百年来缺少本体建构，精神性匮乏。对比欧洲现代艺术，从北方浪漫主义开始，艺术在世俗的生活中追求着圣洁的精神。19、20世纪，出现了像梵高、高更、塞尚、克利、蒙德里安、康定斯基、罗斯科、博伊斯这样的精神性艺术家，在物化、异化的大工业、科技理性来临时期，保持着疏离而超越的高贵姿态。

我们接受了西方的太多实用性东西。比如艺术中的写实主义独尊，艺术史中的风格崇拜等等。百年来的中西融合之路，最终融合的还只是一些风格化的东西，没有真正达成理念上的融合而生成新的伟大艺术。中国学习媒介技巧很快，技术层面的东西好学习，但理念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内化的。

中国的现代艺术教育在高校里也不是很普及的。在德国，现代艺术大师博伊斯的作品不仅仅是博物馆收藏级的。他生前的朋友同事都有他的一些作品相互流传、交易。他的一些手稿、素描、方案等都在艺术品市场上流通着。中国目前的收藏还停留在所谓要有“卖相”的层次上。但欧洲已经不是这个概念了，对艺术品的概念已经不停留在架上。中国的现代艺术还是需要过程。等到1980、1990后成为社会、文化中坚，在文化、商业等领域成为精英的时候，这种状况才有可能得到改观。

但是，目前可以向收藏家建议的是，不要只跟着市场当红的艺术家走，现在“60后”、“70后”乃至“80后”艺术家有不少佳作、代表性作品存储在自己的工作室，他们正处于创作的盛年。建议投资、收藏的人关注近20多年来的潮流之外的艺术家。新艺术史写作的方法论已经改变，它不是以明星艺术家为主体的资料、图像史，艺术史已经不是所谓大师、明星的艺术史，是问题艺术史、思想的、观念的、精神的艺术史。某些艺术家在某个历史时期可能不是太显要，但独立、智慧地表达了某种问题——文化问题、社会问题、心理问题等等，就有可能构成意义的阐释对象。历史事实是一回事，而历史事实中的真实意义、是否具有历史意义是另一回事。

艺术批评与艺术创作面临的是同一问题，艺术家和批评家互相抱怨、推诿无济于事。二者都要放眼崇高的精神境界。艺术的当代性创作需要相对稳定和持续开放的气氛，“魑魅喜人过，文章憎命达”，批评更加需要有一个相对独立的自由空间和氛围。艺术批评加入艺术机制里面——和画廊、艺术投资公司、拍卖行的合作，无疑是艺术民主化和公共理性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