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棕榈”、“金酸莓”：挑战当代艺术权力的另类大奖(2)

民众的当代艺术“启蒙”，实际上是由拍卖场上的天价成交额、艺术品市场的持续火热代为完成的。新世纪开头的五六年里，方力钧、张晓刚、岳敏君、王广义等当代艺术家的单幅作品价格，从两三万美元急速飙升了上百倍，这些受到市场热捧、原本只在圈子内闻名的前卫艺术家，迅速成为时尚明星，“当代艺术F4”的封号便诞生于此时。鲜少有人关心方力钧们的作品在其诞生时代的艺术价值和意义，卖得好成了惟一的标签与标准，而这在杭春晓看来，就是简单化的判断。

批评家、媒体与资本，共同参与了一场“造神”、“造星”运动。中国的当代艺术界，迅速变成了一条星光熠熠“看上去很美”的银河。每到岁末年初，一系列的盘点、评选甚嚣尘上，艺术家的高下评判与“权力”、“市场”紧密捆绑，而关于作品本身的探讨，尤其是对作品问题、漏洞的探讨，却隐没无闻。

青年批评家自发性集结的金棕榈、金酸莓奖评选，正是反其道而行，试图去除一切功利目的，单就作品而做纯粹的学术探讨，为公众“祛魅”。

“高成本、低常识、搞场面的宏大巨作”

2010中国当代艺术金棕榈、金酸莓奖结果的产生，经历了一天半的论辩。2月12日下午、2月13日一整天，高名潞当代艺术研究中心的会议室里始终在进行唇枪舌剑的交锋。

活动发起人盛葳是第一个发言者，在介绍了评选流程与规则后，他再次强调：最后的提名和公布的评议文字都将实名发表。“为什么要实名呢？就是要让大家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不能用‘某些艺术家某些作品’这样的提法，要点名道姓。”

接下来是每一位艺术观察员提出自己的金棕榈、金酸莓奖提名名单，结合事先准备好的资料、图片公开讲解自己的提名原因。每个人介绍完自己的提名后，都会有大约十分钟的讨论，其他参评者有不同的意见都当面直陈。针对20多位参评者的提名作品一一讨论完之后，再公开投票、唱票，得出金棕榈奖和金酸莓奖的最终结果。

各人视野、学术背景、关注领域的不同，导致提名名单非常庞大，在参评者李笑男的印象里，被提名金棕榈的作品多达六七十件，而被提名金酸莓的作品也有三四十件。最后当选的作品，以得票高低为序排列，排在末位的“金棕榈”、“金酸莓”得主，都只获得了五票，位列榜中多少具有偶然性；但对另一些作品，大家的看法却相当一致，比如张洹的《希望隧道》、《和和谐谐》分别获得12票、11票，问鼎“金酸莓奖”。

《希望隧道》是2010年7月至10月，艺术家张洹在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推出的一个“公益展览”，一列在汶川地震中被摧毁的火车残骸、几节变形的轨道，以及火车从事故地点辗转西安、上海再到北京的纪录片，被置于艺术中心的展厅，供人观看。参观者可以进入火车前置引擎和残骸内部。该展览也表示，会将门票的部分收入捐给灾后重建。展览的宣传语这样写道：“《希望隧道》是一件规模宏大的观念艺术作品，一块希望的纪念碑，一项积极有力的社会公益项目。它冻结了破坏和摧毁发生的瞬间，它让我们反思灾难，纪念逝者，思考如何重建以及将会面对的挑战。”

但在将其选为“金酸莓”作品的青年批评家们看来，《希望隧道》却是当代艺术创作“假大空”的典型代表。购入震区的火车残骸，将这一庞然大物辗转上千公里运回自己的工作室，这一行为的目地凸显出的是一位艺术家在当今时代所具有的资本运作能力而非艺术创造力。就像提名者孙东东的话：“与艺术家本人着力营造的人文关怀相比，如何从地震现场拉回火车残骸更能引发观众的兴趣，不禁令人想问艺术家本人的社会能力到底有多大？假如这也是作品的一部分的话，那么我觉得这恰恰是这件作品无法令人感动的原因，因为我只看到了张洹本人，而没有看到所谓的希望。” 另一位提名者崔灿灿则认为：张洹这件作品属于典型的“高成本、低常识、搞场面的宏大巨作”，艺术的智慧成了可有可无的“庸俗点子”，而“点子”本身又毫无创意，张洹这件作品有丧失艺术修辞的必要性的嫌疑，作品中既没有对环境恶化的思考、又缺乏对受难者心理感受和瞬间生命消失的缅怀，只是无关痛痒地说了句“自然很可怕”，倒不如将这些钱捐座小学，更为有效和真诚。

追问创作症结，同时反躬自省

这是个任何领域都在鼓呼“资本为王”的时代。观察当代艺术创作领域很多引起重大社会反响的作品，也往往是耗资巨大的作品。

金棕榈、金酸莓奖发起人、青年批评家盛葳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所谓的艺术“影响力”，越来越与作品创作的投资额相关联：“尤其是针对非架上作品，更是这样。比如一个video作品可能需要很大的团队来完成，上千万的资金，装置作品也耗资不菲。而在国内，只有成名艺术家才能得到更大的资金支持。”一些年轻艺术家用低成本做了很多从学术角度看很有益的尝试，但由于是小制作，未必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力。这也是深度切入艺术现场的青年批评家们有意识地在金酸莓评选过程中更多提名成名艺术家作品的原因：“这些人具有更大的社会影响力，他们做一件差的作品具有更大的导向性，引导年轻艺术家模仿，造成的后果就很严重。”

青年批评家刘礼宾对时代周报记者强调，他们这一代人不会去排斥市场、排斥资本，“但当市场、资本成为艺术好、坏的评判标准时，我们就要警惕。”

高歌猛进的时代，更需要冷静、理性的思考。批评家们强调这是一场“个人化”的评选，最后的结果呈现的只是统计数据，而每个人的价值观、思想体系在各自的发言、阐述中显影。

阅读一天半中20余人的全部发言记录，不难发现他们思考判断的冲突、交锋之处。比如针对蔡国强搜集、展出“农民发明家”制作的飞船、潜艇、机器人的展览《农民达芬奇》，前后发言的崔灿灿和朱小钧观点截然相反，在崔灿灿看来，蔡国强用“农民让城市更美好”这样的标语，有力地与上海世博会的口号“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形成对照，揭示出可能被盛世的光芒所掩盖的农民工问题、农民生存问题。他将之提名为“金棕榈”候选。而在朱小钧的观展感受里《农民达芬奇》正显现出蔡国强的“嗅觉灵敏”：“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集结而成的展览，并没有解决任何实际问题。将本来粗糙的农民发明以一种更精致的方式重新呈现，隐含着的是居高临下的资本强权。”农民们在这个展览中的位置究竟是什么？他们是作者，还是成了被明星艺术家绑架的傀儡？这是朱小钧的疑问。(责任编辑：admin)